现代化作为历史范畴，被合乎逻辑地解释为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宏观社会变革进程。伴随工业化进程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现代化被赋予具有具体现实内容的场景想象，成为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趋势且不断丰富发展的综合性文明过程。由于启蒙运动的思想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大革命共同完成对现代化内涵的素描，因此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的全球话语权一直被西方垄断。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是一种充满傲慢与偏见的主体性叙事，目的是依托西方话语编码向受众传输和表达特定的现代化话语意义体系，引致“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陷阱。长久以来，“现代化=西方化”似乎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前提，乃至成为一种认知迷思，牢固地宰制人的思想，进而总是“默认”西方现代化模式是判断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合法性的唯一标准。追溯和反思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得以形成和流布的渊源与根底，是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首要且关键的步骤。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生产和输出资本利益至上的单边性话语意义体系，随着西方现代化实践的推进日益暴露出自身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和弊端。若缺乏对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的深度反思，就可能因混淆现代化本身与西方形态二者之间的区别而使批判浮于表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1]揭示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的“话术”转换陷阱，将现代化从西方形态中解放出来，需要厘清现代化话语叙事语境中的势能争夺逻辑，以中国特色的革新性现代化话语叙事打破西方思想史上臆想性、绝对化的文明言说，提升叙事自主性与国际话语权，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文明新选择、话语新典范和知识新增量。
一、现代化话语叙事中的势能争夺逻辑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指出，“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2]。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带着神圣光环的西方现代化话语用霸道思维不断维系自身地位。若从工业革命算起，西方现代化催生了当今世界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现代文明知识体系，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电与光、钢与铁以独特方式摧毁了旧有的文明格局与社会秩序。然而，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蕴含使西方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和逻辑，其弊端和缺陷越来越无法支撑其唯一可行性。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正在引起非西方世界的警惕，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势能争夺日益显现。“话语势能”是“基于话语而在特定争论场域中所占据的有利位置，以及由此转化出的变革能力”[3]。在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博弈过程中，西方国家通过创造话语联系、调适关系网络、控制媒介载体三个维度统筹建构“话语势能”，追求自身叙事与受众认知相一致，重新定义、解释和评判现代化。
（一）创造话语联系以解释现代世界
话语是生成的而非既成的，是历史积淀和文化累积构成的经验凝聚。起初，语言作为话语的原初形式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4]，即话语经由人的劳动实践而生，是动态、联系的产物。话语作为表征人类思想意识的载体，不是某种孤立、僵死、静止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意义网络中占据一方，在双重主体之间互为传递，在彼此关联中显示意义。话语是具有建构性的意义与权力关系的语言实践活动，不同的话语在一定的时空涟漪中息息相通、休戚相关，在内容上相互交融、在逻辑上相互依存以建立起整体语境。话语的建构需要打造自我陈述模式且融入他者的独特理解。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的发展格局中生成“话语势能”，需要积极创造话语联系以解释现代世界，建立起自身话语相对于竞争对象的优势，以达到塑造、影响、导向、规训的效果。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现代化话语势能的争夺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的。现代化的实践和概念最初都来自西方，西方社会语境赋予各种现代化论述不同程度的事实与道义权威性，以现代化话语的构成要素相互替换、拼接和糅合而生成“话语势能”。若只是在西方国家提供的概念、范畴框架内来阐释现代化的内容，就会陷入西方现代化议题设置陷阱及“西方标准”话语陷阱。西方现代化是“以整合（integration）概念为基础的历史”[5]。西方国家紧握不放现代化概念的定义权，不断提升现代化话语要素及其逻辑本身的权威性和接受度。从西方现代化话语中产生的“三权分立”“公民社会”等核心概念以及所扭曲的“民主”“文明”等共通概念，实则源于现代化起始于西方的时机之先，并不断强化西方话语中心的理论叙事。以西方话语来解释现代世界，其背后蕴含护持现代化话语霸权的真实目的。着眼于全球视野里西方现代化模式输出后乏善可陈的历史与现实，各方积极在现代化话语权力场从“失语”的被动状态向“发声”的有为状态转换。在现代化话语叙事语境中，各方不断提升基于自身文明经验和知识体系的认知反映能力，根据自身诉求与受众话语的匹配情况，在话语的生产、传播、调节等环节，确立自身对现代化解释和运用的话语权。
（二）调适关系网络以转换攻守态势
明确运行逻辑是理解现代化“话语势能”争夺的关键所在。现代化“话语势能”既取决于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又取决于他者的反馈和评价。同一话语面对不同的对象、情境、状态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效果。“话语势能”的争夺需要针对不同群体、国别和民族的受众接受特点，采用个性化、定制化的方式进行精准投递，即针对不同的关系状态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现代化“话语势能”的争夺是在现实的政治关系中展开的，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巧实力”。现代化“话语势能”的争夺深嵌于行为体间多样的关系圈层网络中，争夺的结果往往与不同行为体间的权力和利益密切相关。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话语表述在现代化“话语势能”的争夺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方通过原创话语的丰富供给和表达方式的融合框定，可以转换不同主体在现代化“话语势能”争夺过程中的攻守关系。在争夺过程中，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将自身的现代化话语普遍化，有意模糊现代化与西方形态的界限，通过各种二元对立的叙事隐喻默认既定的概念工具和话语系统，基于其“真理”的独断价值将他国设定为“被评判者”，否定和解构与之相异的现代化模式。西方现代化话语中展现的“以英语作为载体的知识霸权和不平等传播体系”[6]，背后是西方话语叙事主导与经济政治的体系化“硬实力”，他们试图推广以西方现代化为“元标准”的自我与他者的等级性叙事，优先谋求排他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实施系统化的话语叙事暴力，矮化和消解他者的现代化话语意义，制造和引发不同现代化话语的利益冲突与价值纷争。非西方国家倘若无法改变现代化概念的固化和理解的惯性，被迫与西方国家“捆绑”在一起而无法自拔，便会为“进入”西方的知识系统提供可能。在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关系网络中，若非西方国家能够跳出美轮美奂、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营造的绝对主义的现代化话语和观念，开辟有利的话语议题来牵引对方，例如通过互文、隐喻、类比等修辞手段推动现代化的反差型话语叙事，糅合现代化的表现形态与实际效果来提供理论化辩护，攻守之势则可能发生转换。
（三）控制媒介载体以维护话语权力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话语权意味着一种在特定媒介上发言的机会，但发言的机会不等于发言的能力”[7]。在“话语势能”的争夺场域，话语的建构性功能表现卓著，致力于重构“整个社会的话语关系模式与权力结构”[8]。话语的权力独特性必将在表达、互动中实现某些话语的胜出和主导。现代化话语生成的势能只有通过具体的媒介载体，才能被受众理解、接受和认同。媒介载体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具有巨大影响，在现代化话语叙事中决定着“话语势能”的争夺能否产生实质意义。西方国家凭借技术、资金、市场、话语上的优势，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手段对媒介载体进行控制、施加影响，试图形成覆盖全球的媒介霸权，使其成为剥削、压迫和奴役其他国家的新方式。西方国家精心设计的现代化话语不断扩张与演变，并凭借媒介载体的优势，通过温情脉脉的方式，在巧妙地设计传播的过程中促使受众自觉认同。西方国家借助于媒介垄断平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张严密的国际传播网络，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规则制度、行为方式转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在现代化话语的国际传播场域始终占据着强势和主导地位。实际上，人类生活的环境分为“现实环境”和经过媒介载体筛选、加工、建构的“拟态环境”，后者使“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9]。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并非纯粹的事件描述，而是以“先定义后理解”的惯性思维，在现代化话语的国际传播中凭借媒介载体具备的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机制构造“拟态环境”，从而影响其他国家对现代化发展的现实环境的认知和判断。西方国家深谙其道，在辨识情势的基础上，结合话语联系与媒介规则，对其他国家进行认知和思想重塑。通过选择、改革甚至创设有利的媒介及规则来维护现代化话语权力，最终为建立合乎资产阶级利益需要的现代化秩序服务。
二、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的“话术”转换陷阱
在现代化赛道上，西方国家在过去数百年间占据了先发优势、积累了雄厚家底，同时借助于其构建和主导的话语体系垄断了现代化的定义权、解释权，使“现代化=西方化”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升级演化为一种迷思。西方现代化“特定的话语包含着特定的对自我的建构”[10]，本质上是以建构同一化的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为目标，以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内核”构建起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将西方现代化视为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道路和人类交往方式的“普遍法则”，最终获得对现代化解释话语的权威性和正当性。从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的“话术”转换逻辑中追溯“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何以形成，无疑是进一步驳斥其悖谬的前提所在。
（一）“先来后到”式的抢占话语主导优势
现代化可视为国家发展层面的全球性竞逐，其本质是实现发展位势的追赶、突破与稳态维持的动态过程。西方国家跑在现代化赛道前列，凭借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获得的先发优势，“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11]144，其形成的历史经验和发展势头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现代化前景的预判。“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形成前提在于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且较之同时期其他国家具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若以时间先后顺序为标准，西方国家率先完成现代化的任务，进而塑造资本主义是现代化“普世模式”的认知，引致主体在“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陷阱中越陷越深。西方现代化理论凭借先发优势，认为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普遍的、唯一的道路，从而构建起单数、一元论的现代化叙事体系，这归根结底是将自我标榜为具有唯一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模式。“现代化=西方化”因理论的加持和“先来后到”式的抢占话语主导优势一度被视为“真理”“神话”。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相适应，西方国家将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描述成“现代性”。西方现代化话语预设的“现代性”规则，奠基于西方文化对自身现代化的普遍性认识，暗含已经实现现代性的国家不需要再现代化的意涵。西方国家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生产革命，从英国的一枝独秀到西方的群体领先，凭借现代化的历史成果主观预设西方是现代性的唯一起源，这实际上是垄断现代性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将现代性与发展进步等量齐观。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开创者和先行者，西方国家对现代性的界定窄化了现代性的内涵及外延，甚至试图将地方性的价值体系和标准推广成全人类的共享价值体系和普世标准，忽视了西方现代性造就的“祸福相依”的现代社会。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指出，现代性“总是与‘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有关”[12]。西方国家把其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要素与现代性相勾连，固化了人类对现代性本质的片面认知，现代性术语的西方词汇被放大为“终极词汇”，即认为西方现代化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世界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明显忽视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映照的西方“现代性之殇”。西方现代化话语预设的“现代性”规则，暴露出西方国家狭隘且带有特殊的非法意图的认知，沿着现代性的西方道路狂飙，必将陷入外来影响与内部张力之间的泥潭无法自拔。
（二）“先入为主”式的赢得议题设置先机
话语具有解释世界与建构现实的作用，西方现代化话语既试图通过认知框架为其殖民扩张和霸权实践提供理论辩护，又试图将资本主义制度塑造成历史发展的终极形态。此种话语叙事暗含着制度优越论的意识形态预设，其深层逻辑是要确立资本主义文明的永恒合法性。西方国家基于其核心价值理念，将现代化细化为民主化、市场化、自由化等不同议题，通过无数次重复渲染，经由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物质性印证，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现代化评判的“金标准”。从中可以窥见西方话语的“人为的”目的性价值取向和主观价值偏好，这反映的是已进入现代化行列的西方国家极力把现代化与意识形态挂钩。西方国家在进行话语议题设置的过程中暗含理论诱导的倾向，其议题设置以本国经验为中心，将现代化简化为评判工具，对后发国家实践进行单向度评估。由于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凭借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普遍化，因此对于非西方国家的症结诊断往往基于民主、自由和市场化的三维框架，进而构建“西方阵营=民主-市场化”与“非西方=非民主-非市场化”的二元对立认知模型。显然，此种存在认知偏差的议题设置已偏离现代化本质的学理探讨，实质是西方国家通过话语权建构其制度优越性的修辞策略。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建构致力于形成理论预设的议题设置机制，通过“先入为主”式的认知框架规训他国的现代化路径，构建起具有霸权色彩的标准范式。相对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标准制定中的主导和垄断地位，非西方国家只能在以西方国家制定的标准为基础的秩序中参考和对标识别自己国家社会的特征，而一切背离该标准的尝试和探索都被西方内生型现代化模式的知识体系与话语叙事逻辑解释为“异端”，遭到西方国家的强烈抨击和无端指责，于是非西方国家很难主导制定有利于己方的现代化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非西方国家便习惯于在西方国家设定的制度标准和绝对普遍性的话语叙事中剪裁自己、规范自己，“现代化=西方化”的认识误区和思维窠臼因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不断强化。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建构起的标准阐释框架具有诱导性、优势性，以优先占有意识形态化的利己主义逻辑，企图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推到所谓普世文明的高度。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13]
（三）“先声夺人”式的反向加强主观心理
现代化是全人类的普遍追求。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世界历史且重构了世界秩序，“在许多方面成为所有其它国家公认的样板”[14]。西方国家锁定现代化路径、垄断现代化定义，将现代化发展经验制度化以后，便将自身的演进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等同起来，从而引发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正当性”谎言。西方现代文化主导的单一文化价值体系和普遍话语框架将自身现代化经验吹嘘成“只此一家、包治百病”的“神药”。这种“先声夺人”式的反向加强主观心理把资本主义的制度和观念宣扬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使西方化的概念和经验被他者不加辨别地使用。西方国家将西方现代性塑造的普遍性观念视为统一逻辑与历史的强势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对现代化话语的垄断。传统与现代的反差刺激极易使非西方国家产生悲观情绪和自我否定心理，常常不自觉地“矮化”自己，自动开启“美颜滤镜”去看待西方现代化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裹挟、被动、模仿等特征，主观放大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优点和长处，将西方国家视为现实政策和理论解释的范本，幻想循着同样的路径实现现代化。这种“先声夺人”式的反向加强主观心理的做法经过长时间的渲染发酵已然形成惯性，非西方国家被西方现代化话语叙事制造出的诸多“美丽神话”迷惑，不加区分地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代化形态、价值理念接受下来，认为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在行使“文明开化使命”，从而使自身只能跟在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屁股后面“萧规曹随”。“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15]。“现代化=西方化”话语本质上是构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表达，使非西方国家在客观刺激与主观放大的双向作用之下沦为强势话语的“奴隶”。西方现代化精心设计的谎言，使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深信不疑、全盘照搬，于是就一步步地掉入西方现代化美妙理论图景和高超理论叙事的陷阱中，“现代化=西方化”的思潮随之滥觞于世。
三、新型现代化话语叙事的中国式建构路径
西方现代化话语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逻辑和霸权主义行为逻辑的语言映射，其内核蕴含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通过精心包装的进步叙事，将源自西方的概念体系植入世界，形成西方话语霸权，最终构建起以西方为中心的同质化秩序。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预设时要警惕其中的“话术”转换陷阱，深刻认识现代化与西方化不是同等意义上的命题，西方现代化正在演绎出文明性与自反性交织的外在表征。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现代化的话语叙事正在被中国重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6]18，有效破除了“民族优越”“西方中心”“唯西独尊”的话语霸权，为人类现代化进程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新范式、新类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独特文明贡献，体现了“并联式”发展路径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显示出独特的话语特征。透过错综复杂的现代化表象把握西方现代化话语真相，揭露西方国家为掩盖其野蛮行为进行的话语辩护，厘清新型现代化话语叙事的中国式建构路径，有利于贡献变革文明形态的全新方案。
（一）中国式现代化在解构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质中开篇破题
西方国家在对自身现代化话语进行“学术包装”的基础上打造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并将其作为“永恒的法则”塑造和支配世界。在西方现代化话语中，话语霸权的奥秘不在于话语是不是人间“公理”，是否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而在于是否具有强大的资本和权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资本的本性。身处其中，只有以顽强积累的逻辑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运动中实现资本增殖，才能积蓄、充实和强化自身的力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17]551。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虽然使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和积累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但是在精神层面使人类陷入另一场疾风骤雨当中。随着生产与再生产呈现出无限循环的动态结构，资本调动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为自我增殖服务，展现出资本僭越、阶级断裂、发展失衡、自然剥削和暴力原罪的固有缺陷。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18]553，全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承认资本的重要价值，既强调激发资本活力以驱动经济提质增效，又强调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约束和规范引导资本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标注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性规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主体自觉探寻现代化发展规律，开辟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话语概念集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彻底打破了物质主义主导的形而上学框架，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立为话语建构的元叙事，在哲学维度完成从物化逻辑到人本逻辑的范式转换，在实践层面重塑了主体性话语的建构原则，从而实现了现代化话语建构的革命性变革。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18]407。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群众基础，增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认同，在政党价值与现代化价值的相互塑造中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发展演进。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在解构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质的基础上，完成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性超越，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提升自身现代化的“话语势能”。
（二）中国式现代化在建构多样现代化实践可能中主动领题
现代化是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从贫弱到富强的趋势和潮流，其中蕴含人类进步与文明发展的普遍要求和一般规律。人类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否具有唯一性，是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无疑把西方现代化发展阶段绝对化、公式化，方枘圆凿般将一个单一的发展路径嵌套于不同国家，以由来已久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否定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普世主义”的名义强调西方现代化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特性，把西方的历史经验普遍化和典型化，试图把全世界的发展都纳入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去。尽管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不可逆转，但现代化的能力、潜力、动力并非西方国家所独有，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可以选择，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无不取决于身处其中的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据此，西方现代化既存在普遍原则，又内蕴个性化选择，是西方国家基于特定的历史境遇和历史条件以自己选择的道路和方式实现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8]367因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国别特色。马克思反对“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7]466，指出东方国家不必照本宣科，可以开辟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置身现代化洪流和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样本，在世界文明思想之林中彰显出鲜明的特色，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趋同性的原初设定，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在规避西方现代化弊端的基础上重塑现代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6]13。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秉持主体性建构原则，通过系统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经验，将其转化为具有标识性的符号体系、概念框架和理论标签，在正面证成和针对性批判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当性给予话语支撑。因为文明基因的差异性、历史阶段的非同步性、发展条件的非均衡性以及实践形态的多样性，所以必然导致现代化的范式分殊与话语竞合。“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8]401。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色是从自身的体量与难度、价值与本质等方面出发对中国样本的话语揭示，以自觉、自主的意识跳出了对西方依附性、裹挟性的束缚，向世界宣示了另一种发展模式、另一种价值体系，在突出本土叙事的同时，蕴含了对传统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一般问题的反思借鉴。事实证明，拒斥西方一元现代化叙事的强制逻辑，需要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中把握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面相，以特殊现实为基底挖掘走向普遍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中国式现代化不被西方现代化模式所谓的普遍性原则“绑架”，而是看到普遍性实则寓于特殊性之中，由此不断突破一元现代化叙事视野与思维的局限性，证实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所谓内在一致的西式现代化模式，从而摆脱西方现代化逻辑的操控，在实践中不断确证自身的特殊性、个别性、差异性、合法性与合理性，打造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开天辟地的多样现代化可能，揭示出作为后发国家走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标识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在重构人类现代化叙事图谱中立论解题
现代化是标识人类文明演进和发展趋势的历史范畴，在实践的淘洗过程中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西方现代化仅仅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某一阶段，绝不是现代化历史的终结。现代化不能与某个国家或地域“捆绑”在一起，而是要从世界历史逻辑中加以审视。将西方国家的阶段性现代化或以某一历史进程作为人类现代化的模板，无疑是孤立静止、形而上地审视现代化，犯了以偏概全、以管窥天的错误。在世界历史坐标轴上，西方现代化虽然确立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但是不能将西方的历史经验和社会现状作为固定标准，而是要厘清西方现代化“伟大文明”效应与内在限度，分析西方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得失，将其作为推进现代化的镜像观照，与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的强大实践效能和理论魅力形成鲜明对照，进而完善人类社会的多元现代化。任何一种成熟的现代化模式，必然承载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凝结着全社会的普遍价值共识，同时深刻揭示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法则。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突出中国式、特殊性的同时，需要更全面、更客观地定位自身的历史方位和价值意义，这要求从文明范型意义的角度加以理解，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揭示一般意义中确立普遍认知，在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当中找寻共同点，在体现中国理论满足世界需求的过程中赢得普遍认同，避免因割裂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的联系而陷入自说自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16]480只有将中国式现代化纳入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深入总结、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选择及成功经验，不断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认知，才能实现从本土化叙事向全球性话语的范式跃升。西方现代化无疑形成了先行的历史优势和广泛的全球效应，相较于传统农耕文明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立足人类现代化的整体叙事语境，要借鉴苏联现代化、英美现代化、欧洲现代化的话语经验，吸收“现代化历史内涵的共同性”[11]439，汲取利用资本创造现代化物质基础的话语意涵，生产和提供与之具有融通性的现代化话语知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发展逻辑中的现代化，高于西方现代化的水平和形态，超越人类现代化的依附模式、趋同模式、串联模式，打破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统治世界的局面，是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成功抑制资本负面效应的现代化。通过与西方现代化系统且成型的体系进行参照比较，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人类现代化亦步亦趋的发展图式，为人类现代化的多元发展贡献了中国道路，摆脱了依附发展、梯度进化的文明逻辑，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边普遍主义话语叙事，丰富了人类现代化话语叙事的多元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