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命题之一——“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标识着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发展脉络的深刻自觉，意味着中华文明在赓续传承中达到了自觉自信的境界。从黑格尔的历史意识来看，当一个民族拥有了自我意识与思想时，其自身的发展就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普遍性与高度：“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最高点便是它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状况已经获有一个思想——它已经将它的法律、正义、道德归合为科学，因为在这种（客观的和主观的）统一里含有‘精神’自身所能达到的最深切的统一。”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明自觉，本质上是对五千年文明传承的深刻体认，是通过持续的历史实践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范式。这一进程彰显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连续性特征，体现了特定文明在历史长河中自觉承担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即通过它的事业来生成并建设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属于人类的文明新类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一意义上，“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相互关联的历史命题，其依托于对自身文明根脉的坚守，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书写答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并非被动纳入全球现代化浪潮的外生产物，而是中华文明在其连续演进中，基于自身历史道路与文化逻辑实现的文明形态创造性转化。为此，有必要将西方现代化模式纳入历史性考察和比较研究的范畴，只有揭示资本逻辑与文明困境的根源，才能从世界现代化进程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这种制度实践和文明形态创新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桎梏，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西方现代化叙事的三重悖论
西方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密切相关，西方资产阶级利用市场经济对全社会的调动来打破教会与封建专制的统治，并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体系，从而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不可否认，西方现代化运动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创新，也在精神上产生了告别传统社会的现代理性。先发的西方现代化运动正是在上述成就的基础上，主张自身发展模式就是“进步”的标尺，将自身发展经验塑造为普世模式，以至于我们只能以“欧洲路灯”（European street light）的视角看待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难以从不同角度重新叙述人类的文明史。正如贡德·弗兰克所论证的：“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这样一些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预设建构起来的。”如果运用历史学考察方法回溯与观察西方现代化进程，就会发现其历史进程内部存在着叙事逻辑与现实进程上的一系列矛盾。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西方模式并不是告别传统社会、进入现代世界的唯一模式，且西化不等同于现代化。
1.主体性原则与“进步叙事”
主体性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史的核心议题之一，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至工业革命，西方社会的重大思想与社会变革都与其主体性原则的发展密不可分。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观察中，“现代”从本质来讲是一个进步与异化精神共存的世界。这种洞见正是基于对西方文明的主体性原则的把握。主体性原则将人视为理性、自由与自主的存在，这为现代化运动提供了思想动力：从经济上来看，市场经济要求个体能够自由选择，私有财产权、契约精神与市场竞争均以内在的主体性为前提；工业革命的发生，既是主体对自然支配能力提升的结果，也让个体经济自主性实践的社会现实得以凸显。从政治上来看，主体性原则通过自然权利理论推翻“君权神授”，以契约论为支撑，将公民与国家的政治立约作为人民主权的合法性基础，自由、平等被确认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主体性原则驱动下，西方社会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并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相连。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虽然“资本主义”一词直到20世纪初才被广泛使用，但其内在逻辑早在15至18世纪的西欧社会就已显现，应当用这一概念来描述近代西方的社会发展进程。这一时间跨度，正是主体性原则发展、张扬的过程。主体性原则在资本主义进程中的作用被布罗代尔表述为：“大体上（也只能是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这种营营不息的行事方式。”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进程一直由“纳入”逻辑主导（主体性原则张扬的体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这种“纳入”逻辑明确揭示出来：资产阶级通过世界市场体系的建构，将所有民族国家自身的区域性生产强制“纳入”全球生产体系，将前资本主义文明强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将农业生产纳入城市工业生产体系从而实现城市对农村的结构性支配，导致的世界图景为：传统农耕文明从属于现代资本文明，使区域性民族共同体从属于世界资产阶级共同体，使东方地缘板块从属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体系。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作为上述活动的执行者，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运作机制与规则体系的过程。这种“纳入”带着一种强加的势能与利己的目标，体现了黑格尔从哲学思维所讲的“主体原则”——既表现出充满文明优越感的自命不凡，又力图将利己的自私刻画成符合文明发展实证规律的伪科学态度。由此可见，主体性原则在资本逻辑中被异化为具有扩张性、排他性和支配性的逻辑，即以“文明进步”的名义，将非资本主义体系与非西方世界强制纳入资本的秩序，将他者的“退化”与“野蛮化”当作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叙事自诩以“文明进步”为核心。虽然马克思从不否认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性，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同时深刻指出，西方现代化是以只利于资本运转逻辑的方式推进的，建立在血与火、剥削与殖民，以及对其他文明的破坏之上。一方面，殖民行径使西方现代化披上了野蛮外衣。“毕竟，欧洲殖民地的商业活动众所周知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然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性质的要素确实十分明显：以赢利为目的，经济理性主义，庞大的规模，生产者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差别……正是在赤裸裸的、黑暗的黑人奴隶制下，出现了一无所有的手工工人阶级。”大规模殖民生产往往依赖黑人奴隶劳动，比如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古巴、巴西及北美南部各州。殖民地的本土语言、宗教信仰与习俗传承权被剥夺、被割裂，殖民者推行单一西方文明标准，导致殖民地无法留存当地文明基因。奴隶制催生的“种族优劣论”，形成的文明等级制度，挤压非西方文明的自主发展空间，破坏了人类文明多样性。另一方面，在欧洲本土，西方的进步叙事同样伴随深刻的非正义性。托马斯·莫尔所说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以牺牲自耕农为代价，造就了雇佣劳动大军。“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阶层失去生产资料，只能依附于资本体系生存，其境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批判为人的“野蛮化”和“退化”的状态。因此，资本主义所带动的现代化，在经济上以两极分化为代价，在社会上让自由与尊严沦为资本的附庸，在文明层面造成了新的等级秩序与全球不平等的格局。所谓“进步”，本质上伴随着深刻的“反文明”悖论。
2.实证精神原则与“科学叙事”
近代科学革命以来，实证科学成为理解自然与社会的重要方法论。实证科学通过观察、实验与归纳总结获得普遍性知识，极大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然而，当实证逻辑被引入历史与社会叙事时，往往被赋予意识形态色彩，即借知识之名（科学之名）来为非知识性的结论做辩护。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之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合时宜”地出现了，其宣称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及其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探索的“最合适形态”。福山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归诸两种力量：一种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另一种是“寻求承认的斗争”。他认为，这两种力量推动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推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建立奉行开放市场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因此，经济上的“自由市场”与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政体”，被视为解决人类历史的所有问题的最终方式，人类历史将不会再有在资本主义现有结构之外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形态。然而，这一“历史终结论”实质上是借助科学与理性的名义，为资本主义制度赋予历史终极性和普遍合法性，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叙事策略的实证化辩护方案。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将此类观点的辩护者称为“经济学家”。他批判这些“经济学家”意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界定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殖的唯一合规律载体。其逻辑在于：通过形而上学预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属性歪曲为必然属性，进而赋予其超历史的自然地位，并将其解释为支配社会形态演进的永恒自然法则。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将资本视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他们使用“利润”“地租”“工资”等术语及分配形式掩盖榨取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本质。实际上，“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如果不从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视角理解资本，就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得出片面结论。资本是历史性产物，它以原材料、厂房、机器等“实体”形态出现，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资本家占有并用于榨取剩余价值时，才成为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用“科学”和“实证”的外衣，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装塑造成永恒化的存在。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价值增殖的资本逻辑分析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永恒性（即“丧钟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换言之，所谓“科学叙事”并未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的规律，反而成为掩盖其历史性、为其制度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暴露了其作为历史阶段的有限性。
3.抽象原则与“合理化叙事”
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分析中，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种深层次的抽象统治。这种统治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生活，还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资本论》以“商品”为分析的起点，正是为了揭示资本逻辑的抽象性。商品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母细胞”，实质上是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抽象化的表征。资本主义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交换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复杂多样的人类劳动以抽象劳动的形式实现可交换性，人类劳动时间便在这种可交换性下被计量为商品的生产时间。“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这个实现“可通约”的抽象过程蕴含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的内涵，马克思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只有当人类平等的价值预设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普遍认知范式时，具体劳动才能被抽象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据此，劳动的等同性及其社会效用的同一性才能够为理论所阐释，并得到实践确证。然而，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货币也就转化为资本，掩盖了“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使人们误以为商品的价值是物的固有属性，削弱了劳动的主体性，进而达到了合法化剥削与不平等的目的，最终让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合理化的形式延续下去。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动机就是尽可能多地使资本得到增殖。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对劳动过程进行“合理布局”来实现增殖目的，其必然趋势是将传统中依托劳动经验、对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过程，分解并专门化为局部重复的机械动作，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精确测量每一劳动动作与时间，再“合理化”为商品标准件的动作与时间，从而确立整个生产过程所遵循的合理化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时间通过劳动凝聚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这种由抽象统治推动的合理化，使劳动者沦为资本机器中的功能性环节。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言，“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马克思直接指出这种体系虽催生了专业分工，却也制造了“职业的痴呆”。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文明连续性的叙事基底、社会主义实践的叙事主线及创新超越的叙事导向，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逻辑。
1.文明连续性的叙事基底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其延续性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最深厚的文明根基。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中国纳入“轴心时代”文明的源头之一。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与夏商周文明的考古证据链，共同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余年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欧洲中心论的人类文明发展叙事，将欧洲一时的领先优势和发展优势曲解为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这是不符合人类文明进程多样性的事实的。
一方面，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与伦理道德系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内核与价值凝聚力。关于“中国”及其文明的研究，无论采取“复线历史”的叙述，还是“多点透视”的描述，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根基在于文化价值体系的持久性，文化认同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精神纽带。张岱年将中国文化这个博大精神体系概括为四点要素：“（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其中，“刚健有为”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和与中”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崇德利用”是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积淀的政治文明理念和传统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智慧及发展理念支撑。一是民为邦本的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支撑。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与西方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民意政治”截然不同，主张社会整体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相统一。二是大一统格局与中央集权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智慧资源。秦汉以来的统一体制，使中国能够在超大规模的国土与人口中维持秩序与发展，这为现代中国的超大规模治理积累了独特经验。三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传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治理模式与施政思路。古代的“礼法并施”，在今天转化为法治中国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协同推进。四是天下观念中蕴含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国际关系、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注入政治文明血脉，赋予文明自觉意识，并在这种一脉相承的政治文明传统中获得对当代世界秩序图景的想象力与实践智慧。五是“和合文化”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文明类型共存提供了“多元一体”“和谐社会”“和而不同”的思路，也构成了中国式方案的核心理念。
2.社会主义实践的叙事主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只是提出了原则性构想，并没有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种构想的具体路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成功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来说，这个过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宣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难以落地，却在中国找到了“现实肉身”。
中国的社会实践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具有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暗含在中国社会本体这个“内在方面”与科学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思想”的结合可能性之中。中国自1840年以来遭遇的危机与挑战来自西式现代化模式对全球秩序的整合。西式现代化依托资本主义的发育与发展，其资本逻辑试图在全世界发挥作用，实现逐利目的。这种西式发展模式的支配欲望催生出主导性的绝对权力，不仅塑造了西方所谓的“世界历史”，而且在世界历史的基础架构中建立起特定的支配—从属关系。而中国从新文化运动起，就奋起反抗西式现代化的整合，这种反抗一方面源自中国社会本体拥有从思想到实践的主体自主性，另一方面源自中华文明对人类生存经验长期探索所积淀的文明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的普适向度与中华文明“同天下之利”的和合理念具有内在的亲和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由此扎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
3.创新超越的叙事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将自身文明基因与现代性特质交融互构的新路，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取代了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资本主义推进的现代文明的实质是“抽空主体性与具体性内涵的形而上学抽象文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资本逻辑成为一种奴役人的力量，商品、货币、资本等价值抽象构建着普罗大众的现实生活图景”。而且，资本主义所推进的这种现代文明还力图将其文明结构要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选举制度、消费文化等）辩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必然趋势，甚至是“终结历史”的人类社会模型。马克思将这种辩护批判为“无人性”，即“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中国式现代化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方方面面，这是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规模宏大的创造性社会实践，突破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至上”为核心的逻辑桎梏。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从政治建设方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从文化建设方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公共文化设施、事业的建设，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从社会建设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树立和谐社会建设理念；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通过推动绿色发展、治理环境污染、完善生态福利分配机制等举措，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优势。这是一种真正关乎人本身的文明新形态。历史学家许倬云曾指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围绕着“人”的观念展开的，这与犹太-基督教系统的西方文化以“神”为主的取向大相径庭。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与传统中，“‘人’有自足的条件，不需外求就足以求改善和提升自我，进而超越生物的境界，也超越物质的限制……与犹太-基督教义中‘人’的地位相比，中国‘人文’二字，具有更重的分量”。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属人世界”的建构，而非资本或神学逻辑支配下的世界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集中体现了辩证性、价值性、整体性、全球性与开放性特质，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表达与文明意蕴，这一特征性化解了现代性危机所暴露的深层矛盾，也让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贡献。
1.辩证叙事：主体能动性与历史规律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西方现代化的叙事模式往往建立在“理性进步论”与“资本逻辑普遍化”的预设之上，忽视了社会制度、文明传统与历史条件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中国独特国情，超越了对资本逻辑的单向依赖，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是现代化进程的真正推动力。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科技创新到基层治理，人民群众在各个领域通过创新与实践，不断丰富现代化的实践内涵。党领导人民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新理念。人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与成果的享有者。正是在主体能动性与历史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中，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强大的生命力。
2.价值叙事：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协同
马克思指出，理想社会应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即克服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带来的异化，使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精神维度上实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契合，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被具体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形成了中国式的人本现代化叙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人的全面发展”并非抽象原则，而是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实践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拒绝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物质主义膨胀与人的物化倾向，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共同体、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从而开辟出一条超越资本逻辑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战略定力，有效避免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失衡与治理失效。西方现代化进程往往受制于政党轮替和选举政治的周期性特征，政策缺乏连续性和长远规划。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人民作为发展主体与价值归宿。通过制度性措施推动城乡、区域之间资源均衡配置，保障人民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等权利，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与可及性，使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发展能力在制度层面得以持续提升。这种以人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的发展逻辑，与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的片面化形成鲜明对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往往将自由理解为市场竞争中的个体选择自由，却忽视了社会不平等对自由的实质性限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的逻辑，而是以“全面发展的人”为叙事核心，将现代化转化为“人的现代化”，由此实现了发展目的与发展手段的有机统一。
3.整体叙事：“五大文明”的协调发展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西方在历史上多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作为现代化的核心指标，忽视了社会公平、文化价值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进而导致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加剧、生态危机频发、文化精神价值迷失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协调发展，这一叙事正是对单一化现代性逻辑深刻反思的结果，在世界历史层面彰显了超越资本逻辑、回应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性。第一，回应了现代性危机的结构性矛盾。西方现代化导致“经济—生态”的尖锐冲突，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西方现代化导致“资本—社会”的失衡分化，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文明建设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西方现代化导致“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失衡，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凝聚并重塑价值共识。第二，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叙事并不是孤立的国别经验，而是为人类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并重、国家治理与人民参与并重，科技进步与生态保护并重，这一发展模式是以制度创新回应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的文明探索。第三，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中国式现代化以整体性方式实现了文明的传承与创造。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到“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再到“崇德尚义”的精神特质，这不仅是发展战略的选择，更是文明自觉的彰显。第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统筹各领域的发展需求，克服治理碎片化，推进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跨系统、跨领域的协同治理，不仅彰显了“中国之治”的优势，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4.全球叙事：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
西方往往将自身现代化路径普遍化，甚至通过殖民扩张与制度移植的方式将其发展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进而形成“单一现代性”的理论话语。用一种语言学模式来分析，“现代”一词完全可以被归到转换词一类。这一结论表明，“现代”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时间节点或单一的历史阶段，而是一个涵盖广泛、内涵丰富的动态概念。相应地，“现代化”也不是固化的模式，而是具有多样性的历史展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强调“走自己的路”，既不照搬苏联模式，也不全盘模仿西方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历史文化与发展条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始终把发展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以及对西方现代化路径风险的清醒反思，中国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在政治上，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避免了西方式代议制“选举政治”引发的社会撕裂与治理失序；在经济上，中国通过反垄断、反资本无序扩张政策，实现了资本逻辑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平衡，走出一条资本为社会服务的现代化路径；在文化上，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现代化注入独特的文明基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文明连续性与制度自信双重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发展。这种探索证明了现代化并非西方的专利，不同国家和文明均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展现了立足世界历史视野的中国担当。第一，在经济全球化层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机制，积极引领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为全球发展持续注入活力。中国强调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强调包容普惠而非垄断排他。这种经济叙事使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服务于本国发展，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第二，在全球治理层面，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第三，在文明交流层面，中国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张，面对“文明冲突论”的错误预设，中国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平等对话，而非以强凌弱、以西化为唯一模式。中华文明历来倡导“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这种文明观为全球文明多样性提供了重要价值支撑。近年来，中国积极探索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回应了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与文明赤字等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与前瞻性。
5.开放叙事：守正与创新相统一
守正，就是要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照搬西方模式，不依附外部势力，确保现代化进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是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使制度创新始终植根于国情与人民需求；就是要保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连续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彰显鲜明的文化特性。创新，就是要在时代变迁中主动求变、以新应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实现思想解放与实践突破的良性互动，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在变局中育新机，于危机中开新局。在制度层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举措，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在科技领域，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并完善自主创新体系，推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业态培育与发展；在文化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软实力。
中国式现代化在开放中实现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更张、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始终立足自身国情和发展需求，推动现代化发展模式、治理体系和价值理念的持续演进，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与发展路径。这种开放叙事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迷思，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的生命力、适应性与优越性。将本土实践与全球经验有机融合，以自身成功探索印证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在开放包容中寻求共生共荣，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唯有以“文明形态”的叙事范式展开社会实践，才能让一个社会的发展上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从世界历史的维度系统性思考中国的社会实践与人类文明演进进程的关联，有助于打破现代化进程的单一范式论预设，也有助于真正从人类文明整体视野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
1.“人本逻辑”的发展逻辑
现代化进程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变革过程，其背后的逻辑决定着文明发展的方向。长期以来，西方叙事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几乎等同，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启蒙价值作为现代文明的唯一正当表达范式，并将个体自由、个人权利确立为最高价值诉求，着眼于人性欲求的直接满足。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揭示的，资产阶级社会“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社会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结合——如城邦和家族——有着共同目标，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个体利益的实现需要依托社会总体这个需求载体，但个体往往不会让渡自身利益以保障社会总体的流畅运转。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深入，资本逻辑带来的异化效应、价值扭曲和文明危机不断显现。与此形成对照，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核心范畴，强调个体与整体的有机统一。人民既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形式、政治权力的运行植根于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把满足人的多层次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价值起点和最终归宿，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而不是“以人作为资本扩张的手段”，由此完成了文明逻辑的根本转向。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的人本逻辑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在资本逻辑遭遇全球性危机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寻找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通过确立人本逻辑，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守护人的尊严，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实现公共利益。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也为西方国家反思自身危机提供了参照系。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形态从以“物”为中心（资本增殖、工具效用）转向以“人”为中心（价值实现、尊严保障），这一转向标志着人类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是现代文明的整体性与深层次重构。
2.“和合共生”的思维范式
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长期奉行“零和博弈”的竞争逻辑，将国家间关系视作权力争夺与利益对抗的博弈场，从而引发了殖民扩张、战争冲突与霸权更替的历史循环。这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排他性逻辑，使现代化不再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而是少数国家的专属特权与既得成果，不仅加剧了全球不平等，也使现代文明持续被冲突、战争与危机裹挟。从历史发展来看，零和博弈的思维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殖民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发展，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界定为“原始积累”的暴力过程。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虽在欧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其代价是亚洲、非洲、拉美广大地区陷入落后状态与依附性发展格局。直至今日，西方大国仍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国际秩序，制造“阵营对立”和“脱钩断链”的局面，试图通过压制他国发展来维持自身的霸权优势。事实证明，零和博弈思维不仅制造了不同文明间的裂痕，也阻碍全球共同迈向现代化。
与此相对，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和合共生”的思维范式。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立足本国国情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强调共赢而非掠夺，合作而非征服，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理想、“和合共生”的思维范式。“和合共生”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的文化传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把“和合共生”的文明智慧升华为全球治理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打破了西方主导的零和博弈的逻辑，强调各国利益相互交融、命运紧密相连，任何国家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谋求自身发展。现代化是全人类共享的发展事业，让每个国家都能在世界大家庭中找到自身的发展定位。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的独占性成果，而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公共品。
3.“自然共生”的生态实践
在西方现代化叙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置于对抗性逻辑框架下。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启蒙理性赋予人类改造自然的无限信心和欲望，工业革命更是把“征服自然”视为西式现代文明的标志。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采与消耗持续加剧，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征服自然”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延伸。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就指出，资本主义掠夺土地，使土地“耗尽而变成贫瘠不堪”，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平衡。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强调按照自然规律开展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这种生态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建设被统筹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新的价值范式。面对全球气候危机，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气候治理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也鼓励发展中国家探索契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以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4.“文明共生”的价值内核
西方现代化始终带有强烈的“文明优越论”色彩。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思想家普遍把“理性”“科学”与“进步”视为文明发展的唯一标准，把欧洲社会看作人类文明的顶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不仅构建了“文明等级论”的思想框架，而且为殖民扩张和文化霸权提供了合法依据。一方面，“文明优越论”为殖民主义辩护，导致了数百年的暴力征服、文化灭绝和种族歧视。印第安文明、非洲本土文明、亚洲古老文明在殖民过程中备受摧残。另一方面，“文明优越论”在冷战时期转化为“制度优越论”，西方国家将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普世”模式，造成了现代化道路的单一化和霸权化。非西方社会往往被视为“落后”“愚昧”的他者，其文明传统和价值体系被边缘化，甚至被抹杀。西方试图通过制度移植、文化霸权甚至武力干涉，将自身的发展模式与价值体系强加于他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种做法否定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
与此形成对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文明共生”的价值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一“文明共生”的文明观既源自中华文明的历史智慧，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和而不同”的理念，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倡导“协和万邦”，讲求“天地交则万物通也”，强调文明交往以差异共存、和谐共生为理想。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在基础设施、投资贸易、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尊重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开辟了与资本逻辑、霸权逻辑不同的发展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元化桎梏，也彰显了文明多样性对人类进步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