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治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伟大创造，它的精髓在于：将调控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最基本的手段，即政府与市场有机地统一起来，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最强有力的、真正公平公正的推动现代化的体制机制，从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1]对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人类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划”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实现了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升华，从原来与“计划”类似的意蕴（事前对要进行的工作予以筹划部署）转变为对社会发展予以宏观的、把握规律性的布局和谋划。这一新的意蕴是前所未有的，它最本质的规定性在于：科学理性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契合。这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终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的升华，它正在书写人类现代化的崭新篇章，并注定确立起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规划”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新实践包括对整个人类现代化兴衰成败的审视和分析是“规划”的实践依据。读不懂中国的“规划”，认识不到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不仅难以明白中国奇迹的奥妙所在，也难以理解人类现代化行进到今天的至善之道。

　　治国的计划性源于人类现代化的兴起。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论述了世界市场开拓带来的世界历史，其中包蕴着全球化和现代化涵义，而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共生带来的弊端和灾难，使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提出了计划应该成为国家治理基本手段的思想，开启了国家治理的新纪元。

　　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生产力突飞猛进带来的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现代化这一历史现象，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自古以来的缓慢步履。马克思、恩格斯描绘了这一巨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强大的生产力，是同市场交往联系在一起的，“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3]因为“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4]“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5]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一人类发展空前的变化概括为世界历史的到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包含着唯物史观极为深刻的理论内涵，也由此阐明了一个基本原理：世界历史奠定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础。“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7]“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8]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世界历史的论述中前瞻性地揭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态势，尤其是揭示了一个本质性内在逻辑，即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发展源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随之出现的全球性社会交往，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并且高度肯定了这一历史性巨变。然而，世界市场的开拓是由资产阶级发动和完成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9]所以，市场成为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强大武器。由资本主宰的自由市场很快就爆发了由于内在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1825年，英国出现第一次普遍性生产过剩危机，产能大量过剩，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不断飙升，不仅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局部混乱走向周期性、规律性呈现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了深刻的分析：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0]而危机的根源在于：“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1]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2]他们正是基于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无序而形成了国家需要计划治理的思想。马克思论述的基础就是生产力高速发展带来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3]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把计划治国的运用同未来社会的确立联系起来：“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14]然而，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要实行计划治理的思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通常将他们的这一思想直接归纳为“计划经济”，这其实并不完全准确。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的概念，值得重视的是，他们恰恰还强调反对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以“主观设计代替社会历史”：“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15]他们深刻批判了这种主观设计的空想性：“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6]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计划治国思想是一种基本原则，提供的是方向性的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其实也说得很清楚：“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7]但无论怎么认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计划治国的思想提出后，极其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化的变迁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改变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

　　市场和计划的国家治理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同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密切相关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还是社会主义的计划调控，都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嬗变乃至互有渗透。然而，二者基本上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计划治国的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付诸实施、不断发展并加以检验的。列宁首先把计划治国的思想推进到计划经济。1906年，他首次对应“市场经济”提出“计划经济”，并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8]明确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这一定位对计划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十月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经历了成功抗击外部帝国主义干涉和内部白匪叛乱，以及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开始了计划经济的治国历程。

　　计划经济付诸实践后，很快就体现出了远超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现代化的优越性。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尽管已经开启了资本主义的历程，但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913年，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1/8，法国的1/4，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产值的4%，主要机械工业产品靠进口，文盲占总人口的2/3。[19]从1928年到1941年，苏联执行了3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1913年相比，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7.5倍，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增长40倍，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化强国，工业生产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20]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开辟的现代化新进程，即使只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来看，也把资本主义现代化远远抛在后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恰恰是资本主义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的时期。1929-1933年，美国GDP累计跌幅约30%，[21]同期的美国银行倒闭超过9000家，[22]1933年美国失业率峰值达到25%，[23]1929-1934年的全球贸易额跌幅为66%。[24]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风雨飘摇，境况如行将就木。正是这一资本主义的生死劫倒逼西方自由市场的重大调整。代表性的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其实质就是运用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的缺陷。罗斯福新政对社会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美国政府颁布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社会保障法》等，鲜明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且这些干预的确对应对危机产生了重大作用。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具有“计划”意蕴的政府举措，有力地冲击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国会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有国会议员指责《社会保障法》是“社会主义化”，“罗斯福计划＝拉斯基计划”，[25]如此等等。无独有偶，凯恩斯的思想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捍卫者的质疑，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同宗同源”，背离了他们的“主义”。比如，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指出：“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其本质是集体主义的变种，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国家主导经济运行’的核心逻辑上完全一致，都是对自由市场秩序的根本背离。”[26]无论意识形态的争论如何，这波调整的确救了资本主义的命。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世界重塑了一个与此前迥然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即放弃了经典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开始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27]的新历史进程。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迎来了一波黄金发展期，这实际上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从罗斯福新政后的重大转型密切相关。西方国家普遍开始实施国家层面一定程度的计划布局。其中，法国比较典型，1947年就搞了一个7年计划，到1992年共搞了10个国家层面的重要的中长期计划。日本从二战后到现在，一共推出了14个国家层面正式的综合经济计划。这些举措当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属性，但应该承认这对于缓解经济危机、维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更重要的在于，西方对政府计划的运用，反过来证明了计划和市场并非社会制度的固有属性。

　　计划经济的出现对人类现代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它对经典自由市场的否定，是对其无序和失灵的判决和校正，使经济运行模式更加适合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二战后，现代化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苏联继续保持比西方更优的发展业绩。195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占世界12.6%，1960年升至15.9%，[28]仅次于美国。在航天和核技术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61年率先实现载人航天，使美国在航天竞赛初期落于下风。苏联核技术进展更是神速，1953年试爆氢弹仅晚于美国一年，形成两国的核威慑均势。苏联现代化的巨大成就，牢牢锁定了雅尔塔体制的两个超级大国之全球格局。苏联这一时期的成功不仅仅成就了社会主义运动，从全球层面来说，它既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的新路，使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相形见绌，也重塑了整个人类的现代化。据统计，1955-1988年，在93个民族独立国家中，共有55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后，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感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中，已有10多亿人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天下。”[29]为此，西方国家受到强烈冲击，“在整个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后，许多西方大学中，流行的社会观点都是某种形式的‘左派观点’”，结果是“几乎把20世纪变成了一个以共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为主的时代”。[30]

　　从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如果说19世纪的巨大进展同资本主义相关联，那么20世纪的巨大进展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对现代化的校正，特别是如上所述对自由市场的校正。20世纪中期现代化的大飞跃再一次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面貌。1950-1972年全球工业年增长率达到6.1%，[31]1953-1973年世界工业总产量约等于1800年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总和。[32]

　　经济发展带来了市场的巨大变化。20世纪40年代，世界货物出口额年均约400亿美元，50年代达到900亿美元左右，60年代则进一步跃升到2100亿美元左右。[33]市场迅速扩大、贸易量迅速增加，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1940年苏联国营商业企业和消费合作社商业组织经营的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为180亿卢布，到1950年，各类市场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已达到2750亿卢布，而1960年更是达到5600亿卢布。[34]这使计划经济遭遇巨大挑战，有专家估算，计划模式微观到苏联政府需要指定800万个商品价格。[35]一方面，政府承担着越来越繁重的计划管理任务。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中央部级结构达到107个，创造了空前庞大的政府体系。尽管如此，细微的计划不仅使政府难以承受，也使计划越来越脱离实际。根据苏联官方统计，1989年市场可提供商品总额仅为居民货币收入的12.9%。[36]另一方面，造成重工业产品的严重积压和浪费。计划模式的僵化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见下表）。[37]

　　经济发展出现如此状况就丧失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势，本来同美国缩小的差距再一次被拉大，1980-1990年，苏、美GDP占比从43%降至13%，11年下滑30个百分点。[38]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拷贝苏联模式，也遭遇了同苏联相类似的景况。苏东剧变，经济是绝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中国为什么没有像一些西方人士期盼的重蹈苏东覆辙，邓小平作了精辟的回答：“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39]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得到较快发展，那就会聚焦到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规划”就是其中的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突破推动了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政府和市场的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规划不同于计划，它的本质在于政府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的充分作为。规划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人民至上的逻辑从根本上消除了自由市场资本逻辑的弊端，为人类现代化树立了历史性的丰碑。规划治国不同于计划治国，它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超越了现代化既有的自由市场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将政府和市场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机制前所未有地融为一体，体现出强大的优势，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无论是从社会主义运动，还是从人类现代化的视野来看，它都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1. 规划治国的创举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前提

　　中国共产党开拓规划治国的道路是极其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原创性贡献是不可能成功的。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联模式，计划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联系在一起的，而市场经济则同资本主义不可分割。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这一突破，首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和再奠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照搬苏联模式，要走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新路：“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0]邓小平也同样展现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直接深入到生产关系如何建构的问题。他在1962年就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41]这种制度建构的深层次思考，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性改革提供了方向性的引领。

　　实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遭遇经济发展的困境后就开始了改革的探索。南斯拉夫是比较早地进行改革探索的。南斯拉夫在20世纪50年代就推行了自治社会主义改革，努力突破苏联模式，推行工人自治制度，弱化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控，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等。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也推行了一些改革，如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工业上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等，一定程度冲击了传统体制。另外，还有上世纪60年代后期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这些改革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始终没能走出传统的僵化体制。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即现有的社会主义应该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最为深刻的改革，真正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性重塑。对此，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42]革命性的变革就是要从根本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直指改革的基础理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43]由于制度模式是苏联奠定的，并且制度并非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层面，所以邓小平极具创新性地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从生产力到共同富裕，超越了制度层面，把握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属性，更重要的是为制度的重塑提供了理论指引。没有这样一个突破，就不可能走出苏联的制度模式以及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思。

　　2. 规划治国的成熟以市场和政府结合的长期探索实践为基础

　　对计划经济的超越是规划治国的关键问题，所以规划治国形成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和完善的过程。尽管邓小平在1979年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冲突的重大命题：“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44]但受基本理论有待突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并没有真正开启市场经济。直到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邓小平正是在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再一次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并真正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的这一重大转型，既不同于俄国所谓“休克疗法”的快速市场化，也不同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迈向市场经济的举步维艰，而是稳健地、持之以恒地推进，每一步都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明确的理论定位，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45]这一理论定位刷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基于新的经济运行基础上。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历史使命。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传统的“计划”已经不能准确表达中国的经济运行方式了，从2006年的“十一五”开始，中国将“计划”改为“规划”，一字之差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成就。

　　规划治国反映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具有一个独特的、极为鲜明的特点，即从未放弃政府的调控功能，反而是更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宏观引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政府功能也在不断强大，两者并行不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作了精彩的概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6]所谓“决定性”，就是要把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优势彻底地发挥出来；所谓“更好”，就是要把政府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政府功能的发挥，这并不是西方政府所能够做到的。中国的政府功能体现了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不仅能够通过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有人民至上的思想引导。这就能够把财富的创造同财富的享有更好地结合起来，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这绝不是西方政府通过“计划”之类的照葫芦画瓢能够做到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摆脱不了资本逻辑，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当代更显出社会的分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意愿的运行方式，这就是规划治国的神韵所在。

　　总之，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既继承了人类文明的宝贵成果，又不是西方市场经济的拷贝和延伸。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都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的“高水平”有一个重要的时代坐标定位，即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其表述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47]“高水平”的“有效”，意味着把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效率提高到新水平；“高水平”的“有为”，则意味着政府的行为更加符合现代化的规律、更加契合人民的意愿。这是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进程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而“规划”范式就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3. 规划治国的成功以先进政党提供的长期执政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稳定性为保障

　　规划治国牵涉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能否长期、稳定、持之以恒地科学部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绘制宏伟蓝图并加以贯彻实施。“规划”产生的效用，除了自身具有的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外，很重要的是能否具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历史继承性和连续性。如果蓝图不断地改弦易辙、变调变色，那就意味着社会发展在不断地波动，现代化在不断地徘徊、被打断甚至重启。这样的现代化显然是不成功的。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困扰相当多国家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普遍性的问题。这是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维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代化进程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的反作用。

　　西方喜欢鼓吹两党制、多党制轮流执政的现代性，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两党或多党的轮流执政，认为这才是现代国家。不可否认，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在封建专制君主制基础上的一大进步，也迎来了现代化，诞生了第一波现代化国家。但如果认为现代化必须以两党制或多党制为基础，就未免太狭隘、太浅薄了。实际上，除了第一波现代化的国家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基本上都不成功，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为现代化带来政治稳定。稳定是现代化的必需品，具有“一票否决”的地位；也是现代化的稀缺品，因为不稳定成为现代化的普遍现象。正所谓“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48]以研究政治稳定著名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有一个影响很大的论断，即“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不存在稳定的多党制”。[49]

　　苏联是第一个一党执政领导现代化并实现了较为长期稳定发展的国家。苏联从1928年起到解体之前，共编制和实施了12个五年计划。通过执政的稳定性和计划的长期性、连续性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毫无疑问是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遗憾的是没有能够成功地持续下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连续推出了15个五年计划与规划，“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50]值得考量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超越苏联共产党，实现一党长期执政，将一张蓝图绘到底、实施到底而创造奇迹？说到底，可以有两个根本性的考察维度：一个是从外部的整个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状况来分析；另一个是从执政党内部自身的因素来分析。前者是一个社会革命的问题，后者是自我革命的问题。从前者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解析社会主要矛盾，进而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进程。而能够做到和做好这一点，恰恰是通过后者，即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实现的。

　　规划治国主导者的自身状况与规划治国的长期性、稳定性、有效性紧密相关，执政党的先进性是其强大的保障。通过保持先进性来实施党的领导，并非主观的认定和评判，而是通过实践来打造和检验的。中国共产党很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先进性也并非与生俱来和一劳永逸的。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永葆先进性的两个历史性答案，即延安时期的“窑洞对”和新时代的“党的自我革命”。前者是依靠民主的功能，即用人民群众的监督来消除自身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来达到自我净化和自我纯洁。前者依靠外部的力量，后者源于内生的觉悟。这种外驱和内驱的结合、民主制度功能与自我革命功能的叠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长期执政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走出了苏共没有能够走出的困境，破解了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同样也会出现的思想和体制僵化、腐败、初心丧失等历史性难题，为现代化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撑。

　　由此可见，规划治国范式必然要包含治国主导者自身的资质和内在逻辑，也说明并非任何一个现代化的主导者都可以拷贝和运行这一范式，因为它对主导者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51]这一制胜之道体现的是先进政党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52]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规划治国范式的内在规定性。所以，规划治国的有效性、优越性和长期性，根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这是十分宝贵的特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极为典型和精彩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