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语境中的“两极化”是俄罗斯著名学者尼·别尔嘉耶夫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此后，“两极化”这一概念经常被用来概括俄罗斯的社会状况，意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社会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在政治经济地位和思想文化层面尖锐对立和冲突，社会阶层发生急剧的两极分化。
俄罗斯早期现代化是指18—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现代化，具体是指彼得一世西化改革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改革、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20世纪初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现今，俄罗斯学术界在审视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时，通常有四种主要叙事：一是进化叙事——把俄罗斯帝国的变迁视为人类普遍“内生演进”的一环，或欢呼其“步入现代”，或哀叹其“停滞落后”；二是多元叙事——强调东正教—欧亚传统与西方范式并存，认为俄罗斯帝国走了一条不可复制的“多向度”道路；三是主体叙事——追问“谁驱动了变革”，将现代化还原为不同阶级联盟与冲突的博弈结果；四是空间叙事——把版图、边疆与区域差异纳入研究视野，指出俄罗斯帝国幅员辽阔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不均衡的现代地图”。普遍来看，学界对俄罗斯社会“两极化”现象的定义较为宽泛，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或是分析其政治精英阶层、政党及权力斗争的两极分化，或是分析俄罗斯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社会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产生极端分化，如此等等。
本文旨在探讨俄罗斯早期现代化中社会阶层“两极化”形成的主要原因，并分析其深远影响，呈现俄罗斯早期现代化发展的特点。笔者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社会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在政治经济地位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尖锐对立，导致俄罗斯社会阶层的“两极化”。这种社会阶层“两极化”既是俄罗斯社会内部矛盾的结果，也是其现代化曲折发展甚至出现断裂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无论是从地缘文化还是历史传统来看，俄罗斯都受欧亚两种文明的影响，在国家建制和早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基督教的洗礼、鞑靼蒙古的统治以及西方现代化启蒙思想的渗透。一方面，俄国上层统治者部分效法西方，试图通过实施西化改革推动现代化；另一方面，因其专制主义传统，西化改革并没有解决社会的固有矛盾，反而造成了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地位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两极化”矛盾。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俄罗斯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传统与西方元素的基础之上的，但两者却缺乏明确的功能分化，历史因素反复产生影响——这是俄罗斯必须要面对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矛盾性。这种社会阶层“两极化”对于俄罗斯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成为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重要特点。
一、社会阶层“两极化”的起始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是欧亚两种文明的交汇点。文明的差异性、专制主义的传统和东正教的“聚合性”，构成了俄罗斯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阶层“两极化”现象形成的基本前提。“两极化”现象在俄罗斯社会内部表现为，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之间因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发生分裂，中间缺少连接点，导致现代化发展出现“系统性的危机”，思想文化层面断裂，民族认同不确定性“相伴而生”。
莫斯科公国后期，在摆脱鞑靼蒙古的统治后，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君主专制制度得到巩固和加强。1649年颁布的《会议法典》标志着农奴制最终确立，同时法律仲裁制度也得以建立，一些现代化的因素开始显现。1689年，彼得一世亲政并开始集中社会资源推动西化改革：设立参政院，取代贵族杜马，实行行省制，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完善官僚体系，加强中央集权；将教会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削弱东正教教会权力，推动世俗化；实行义务兵役制，创建正规陆军和海军，改进武器装备；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师，兴办各类手工工场，鼓励各种形式的商业贸易；创办世俗学校和科学院培养人才，发展图书出版业传播文化知识，推进文化教育改革。彼得一世改革对俄国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方面，削弱贵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效能得以提高；设立宗教事务管理总局，将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管辖之下，进一步巩固了皇权。经济方面，国家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商业贸易急剧扩展。军事方面，建立现代化常备军，军事力量大为增强，为俄国跻身欧洲强国行列奠定了基础。
彼得一世执政后期，俄国一些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钢铁制造厂等现代工业工厂初具规模，商业委员会帮助“手艺人和工人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通过颁发营业执照或任命检查员促进大规模商业贸易。但是，彼得一世改革没有触动君主专制、农奴制等基本制度体系，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农民仍然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对广大农奴来说，“他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脑袋属于沙皇，后背属于主人。”“俄国上层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差距，从经济地位到文化心理再次被迅速地拉大。”一是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彼得时期农民的税赋增加了三倍，有的地方甚至更多”，“到了（18世纪）20年代中期，农民处境急剧恶化，大量的税收和义务使农村经济衰竭”。二是缺少人身自由。17世纪，俄国大约有1200万—1300万人口，其中95%是农奴，农奴境况极其悲惨，常年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缺少人身自由。到1725年彼得一世去世时，俄国已拥有233所大规模工场和45700多名产业工人，但是奴隶劳动者占61%，自由雇佣工人仅约占31%。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彼得一世改革是在俄罗斯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传统与现代两种制度和思想影响下启动的：统治者一方面效法西方，试图通过改革推动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却又在政治和思想方面加强专制统治。以官僚、贵族为主的上层的观念和生活迅速“欧化”，而下层民众却日益农奴化和贫困化，无法参与改革并分享发展成果。社会阶层“两极化”开始向思想文化领域延伸：克里姆林宫上层贵族虽依然承袭专制政治文化，但已接受西方实用主义，而下层民众的思想却一直受到东正教传统的束缚。这说明上层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不但存在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差距，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方面也开始出现分裂。
1762年，叶卡捷琳娜发动宫廷政变，开始了以开明专制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这次改革具有进步和保守的两面性：一方面，制定新法典，确立贵族特权地位，同时赋予城市市民自治权；宣布工商业自由，取消贸易限制，鼓励出口，废除工业垄断权，继续扶植手工工场；引入启蒙思想，效法西欧模式，推进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这次改革仍旧服务于巩固农奴制和君主专制制度。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一是手工工场数量增加。1762—1764年，俄国手工工场数量从233家增加到984家。二是工业重点领域和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从1740年开始，俄国的炼铁能力超过了英国，1750—1800年，乌拉尔生铁产量增长了25倍。三是手工工场等级属性发生变化，商人成为工场的所有者。但是，贵族工业家依靠特权控制了矿山和冶炼厂，将工商从业者从许多行业排挤出去，进而压制了新兴工商阶级的发展。1773年，俄国有五分之一的工厂归贵族所有，其营业总额近乎国家整体制造业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底层民众的境遇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加悲惨。18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俄国起义频发，全国23个省中就有11个省爆发了农奴起义。
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只服务于贵族阶层的利益，没有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加深了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和对立：上层贵族是君主专制制度和开明专制改革的受益者，利益受损的下层民众是中小工商业主、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两个阶层中间缺少连结。之后，受启蒙思想和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俄国贵族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开始走出阶级局限和思想窠臼，思考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他们“在现代化后发地域，第一次提出了农民是社会变革主力军，只有工农联盟，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
二、社会阶层“两极化”的加剧
俄国的19世纪被称为“实现改革的时代”，期间历经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及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几次改革均承袭彼得一世执政的基本思路，即“建立在把全社会农奴化的基础上”，鼓励上层贵族从事工商业活动，不触及农奴制、君主专制等社会基本制度结构。上下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1825年12月，俄国发生“十二月党人”反沙皇起义。起义源于受西方思想影响的部分贵族军官，他们要求废除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但遭到残酷镇压。为了解决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的意识形态危机，尼古拉一世时的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于1833年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学说，为国家发展提供官方理念支持。但“三位一体”学说将东正教神学信仰奉为圭臬，强调沙皇专制是国家强大的保障，认为笃信上帝、忠于沙皇是维护俄国历史传统的民族特性，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官方、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更深的分裂。
19世纪中期，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场增多，交通运输与对外贸易也较以前更为发达，但缺少充足的劳动力和原始资本。根据1858—1859年的俄国人口普查结果，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6000万，但其中只有1200万是自由人，剩下的4800万人口为国有农民和地主农民——前者虽然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是农奴；后者生活在私人拥有的土地上，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农奴，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7.7%，约2250万。农奴缺少人身自由，大地主则可通过农奴获取暴利。此外，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暴露了俄国军事和经济的严重落后，加剧了国内社会矛盾。
186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解放农奴法案》，宣布“农奴对地主的财产和人身依附永久性地取消……农民和解放的农奴享有农村自由等级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地主具有土地全部所有权，地主须分给农民永久所有的宅旁园地和耕种的分地，以便保障农民的生活和保障其履行对国家和地主的义务”。法案规定：农奴获得人身自由，有权拥有动产和不动产、担任公职和从事工商业，地主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农奴生活；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奴可获得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出钱赎买；农民仍归村社管理，村社集体向国家支付赎金贷款，共同承担对国家的义务。法案使农民拥有了人身自由，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861年，俄国工厂超过1.4万家，有52.25万名工人；1865—1890年，仅在大工厂和铁路工作的工人就由70.6万人增加到了143.3万人；到20世纪初，俄国工人已超过2200万人（包括家属），占全国总人口的18%，其中产业工人为300万人。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反而使俄国社会阶层的对立与冲突变得更加严重。一方面，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是基数较小，发展规模非常有限，人均贸易额、存款数额及城市人口比例都比较低，底层民众并没有从现代化发展中获得较大实惠。另一方面，改革具有深刻的局限性，沙皇专制政体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牢固，贵族地主仍然掌握特权，农民为了获得人身自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且仍被束缚在土地上。列宁曾尖锐地指出，这次改革“是对农民的无耻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而且农奴制改革并未废除俄国历史上独特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村社制。俄国村社兼具经济组织、基层行政、司法裁判、社会保障、宗教生活管理等多重职能，规定土地归村社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一农村自治状态和农民治理模式，在俄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1905年，俄国欧洲部分的农民超过1229万户，其中村社农民约947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77.2%，村社拥有的土地占全国土地总量的83.4%。村社占有的土地越多，对农民的控制就越强。
20世纪初，沙皇政府意识到，村社制不但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而且已经在政治层面成为农民命运的主宰，对沙皇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俄国农民也以暴动的方式强烈要求通过改革获取土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1905年，俄国爆发了由工农群众、士兵和知识分子等广泛参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一背景下，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应运而生，其核心目标是摧毁传统的农村村社制度、扶植富农经济，但拒绝根本的政治改革，致力于维护沙皇统治并防止革命。从本质上来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用强制手段推行农村资本主义的改革方案。1906年10月通过的《农民权利法案》规定，免除村社对农民人身自由和基本权利的限制，农民有脱离和继续留在村社的自主决定权，也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废除村社法庭对农民的司法管辖权等。1906年11月通过的《农民份地法案》明确规定，农民有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将其所占有的村社份地作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农民可以不受任何限制退出村社，其所占有的份地是自己的私有土地，村社无权收回。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富农有资金和农具，能有效利用新政策扩大土地规模；政府通过农民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也主要流向富农，用于购买土地、建立独立田庄或农场；大量退社的贫苦农民缺乏资金、农具，抗风险能力很低，难以维持生产，不得不将土地低价卖给富农，甚至沦为雇农或破产流亡；政府又将不满现状的贫苦农民迁往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这样一来，改革虽然起到了一定成效，创造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俄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但改革在强化政治专制的同时废除村社制度，发展农村中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农村财富集中的趋势，反而加速了原村社地区富农阶层的崛起，导致了更大的贫富差距，引发保卫村社运动，使社会激烈动荡。
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施，推动了俄国工业的发展。1861—1917年，俄国引入外资由5.5亿卢布增至156.7亿卢布；1909—1913年，俄国工业产量年平均增长8.8%，重工业产品的比重超过了1900年的水平；1908年，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9866家。据俄罗斯学者统计，相较于1900年，1908年俄国企业数量和工人数量分别增加了4.9%和16%，产值增加49.9%。但是，广大工人阶层却仍然处于贫困当中。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加入协约国，国内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1912年开始，俄国物价就已急剧上涨，到1916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国内食品物价指数上涨了221.6%，而工人月平均工资却不到100卢布。这一时期俄国社会阶层“两极化”矛盾的加剧，为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埋下了伏笔。
三、社会阶层“两极化”的深远影响
（一）俄罗斯思想文化领域充满矛盾
俄罗斯早期现代化虽然借助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社会阶层的“两极化”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延伸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对立，导致俄国思想文化领域充满了矛盾，进一步使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从社会层面上升到了理念层面。
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俄国社会形成了两个几乎完全隔绝的世界：上层贵族接受强制性的西化教育，生活方式日益“欧化”；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则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仍生活在村社制度环境之中，以传统习俗和东正教信仰为精神支柱。两个阶层在语言、信仰、价值观乃至心理结构上形成了根本性隔阂。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施行“开明专制”，引入西欧启蒙思想，上层贵族虽然接受了部分自由主义思想，但沙皇专制制度的根基并没有改变，专制统治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由于俄国社会阶层“两极化”，导致上层思想启蒙无法触及广大农民阶层，也未能转化为独立的社会运动。但是，引入启蒙思想、鼓励出版、建立教育机构等，客观上培育了第一批接受西欧现代性思想的俄国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等自由主义理念，成为专制统治最尖锐的批判者。然而，他们既不属于上层（因其批判专制制度），也无法融入下层（因农民无从接受先进思想），最终成为俄国文学中著名的“多余人”——一群在西方思想与俄国现实之间无所适从的“无根者”。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在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内部逐渐分化为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两大对立的阵营。斯拉夫派是俄国保守主义的第一种重要形态。它批判西方价值观，认为俄国拥有独特的、非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推崇东正教精神和村社制度，强调“村社是整合性、无阶级的俄国社会的历史基因和现实基石，西欧社会处于阶级分裂、阶级对抗之中”，认为俄国村社经过改造，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并完成现代化。西方派则强烈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宣扬个人主义，认为俄国属于欧洲文明，应效法西方，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真正的民主社会。保守主义始终强调俄国制度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主张历史延续性，反对断裂式改革。以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伊万·基列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斯拉夫派知识分子，针对西方个人主义提出“聚合性”这一核心概念，批判西方理性主义，维护专制制度和村社制度，包含了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特征、文明类型、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国家核心价值观等问题的哲学思考。保守主义思想从最早的维护专制制度逐渐演变为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社会团结、东正教传统为思想核心的国家主义，对当代俄罗斯内政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与之相对，以维萨里昂·别林斯基、亚历山大·赫尔岑等为代表的西方派知识分子则反对俄国特殊论，主张效法西方完成现代化，认为这是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论战，为后续更为激进的思想发展和革命行动埋下了伏笔。西方派代表赫尔岑后期将两派思想整合，提出了“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俄国可以凭借村社制度，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是一种“俄体西用”，也是对“俄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该理论不但是此后数十年间俄国民粹派思想的旗帜，还成为社会主义在俄国具体实践的开始。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作为“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化与组织化形态，一方面吸收了斯拉夫派对村社制度的重视；另一方面继承了西方派对专制制度的批判精神，并将这种批判从上层贵族的思想论战层面推向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实践。然而，当民粹派发起“到民间去”运动时，社会阶层“两极化”带来的悲剧再次上演——知识分子穿着农民服装、学习农民语言试图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却遭遇冷漠甚至告发。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普列汉诺夫等知识分子从理论层面批判了“农民社会主义”把村社描述为平等和谐的社会组织的理想化预设，强调俄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更进一步以翔实的经济数据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不可逆转，同时吸收了民粹派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视，将其纳入工农联盟的框架。1917年，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的主张。十月革命后颁布的《土地法令》，在内容上吸收了社会革命党（民粹派继承者）的土地纲领。
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启的社会阶层“两极化”，到“开明专制”的极化矛盾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无根性”形成，再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二元对立、民粹派的悲剧实践，最后到工农联盟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俄国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文化启蒙和文化自觉，是其早期现代化面临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挑战。
首先，从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来看，俄国早期现代化发展无法摆脱政治文化传统的限制和影响。有学者将这一传统基因概括为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形式、源于东正教“共同性”和村社制度的人民集体主义心态、个人狭窄的经济自由范围和社会服从国家的传统。而俄国地理环境的独特性，也是这一政治文化特点以及俄国思想文化层面产生对立的重要原因：广阔的国土面积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军队加以护卫，“与西欧无休止的竞争，以及为寻求更肥沃的土地而不断进行的移民与扩张，都需要经常动员全国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在专制制度以及东正教“第三罗马”救世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俄国社会产生了对专制统治、强人政治的崇拜以及集体主义思想，这正是“三位一体”学说的思想根基，也是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石。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自彼得一世起俄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却无法战胜传统的惯性力量，专制制度在历次改革中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借助东正教教会被置于世俗政权监管、贵族被剥夺部分特权、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管治等举措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有学者指出，俄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一般来说，政府越弱，现代化创新就越强，而专制统治者往往忽视或抵制技术革新。彼得一世进行西化改革在技术层面采纳启蒙思想的同时，又对其政治与社会理念予以坚决抵制，由此导致与促进现代化发展有关的知识和机制难以在专制制度下推广，传统思想根基依然顽固。仅靠有限地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不进行体制变革，使得俄国的现代化并不能持续发展。
其次，从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来看，俄国早期现代化“是在西方国家的强烈影响下进行的”，引入的西方发展模式和理念对俄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俄国在早期现代化发展和帝国扩张的过程中，需要面对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两种不同理念带来的对比冲击。“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潮流在俄国发生碰撞”，造成了俄国文化深层结构中“既非东方也非西方的矛盾性、二律背反的双重性、二元结构的统一性、时空超越性和基督宗教性”。这种兼具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特征的“中间性”或“兼容性”，反映在俄国思想文化领域，就呈现出“两极性”和“双重性”的特征。由于在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上与西方文明有一定的亲缘性，历任沙皇大都在西方影响和压力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由于其本身的专制主义传统，“在权力问题上又绝不让步，改革便走向了反改革。”这种矛盾决定了上层改革不可能关心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导致社会阶层“两极化”现象进一步加剧，进而阻碍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二）对当代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影响
社会阶层的“两极化”现象是俄罗斯早期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层面矛盾对立的现实呈现，对后来的苏联和当代俄罗斯国家现代化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
苏联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特点是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严格的计划经济、广泛的政治动员来推进工业化进程。国家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有计划地将工业化和工业城市建设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先进技术在各个部门迅速扩散，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通过国家强制的产品标准化实现重要领域的规模经济，同时激发人们的热情来完成国家建设任务。但是，苏联现代化建设却忽略了一些问题：一是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变化过程，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同时，严格的行政控制严重扼杀了社会创新能力，科学教育的发展也受到较大影响，这使需要先进科学技术支持的工业化无法持续。二是从经济发展规律本身来看，“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三是计划经济对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难以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企业缺乏自主权，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逐渐丧失。四是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缺乏灵活性，对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的热情缺少足够的重视。
围绕苏联的现代化进程，曾有过三次重要的争论：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25年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后，最终确立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它是苏联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第二次争论表现为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第三次争论发生在1964年后，勃列日涅夫全面推翻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恢复了曾经被取消的干部特权”。第一次争论决定了苏联用什么方法（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等）实现现代化；第二次争论试图回答能否修正这种方法中的非理性部分；第三次争论则表明，这个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强大到足以阻止任何实质性的自我修正。与此同时，“苏共提出的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建设共产主义’或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均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苏联的实际国情，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并且“未能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重要位置”。1973年以后，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急剧下滑，1981—1985年苏联国民总收入的增长仅为2.1%，导致社会出现特权阶层与工农群体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苏联理论界将单一的国家所有制看成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认为“国有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是最成熟的、最彻底的”，结果“使集体农庄实际上变成了准国营企业，个体经济长期被限制，私人经济被禁止，在苏联境内与外国资本合办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成为不可逾越的禁区”。这使得“俄罗斯所谓的‘老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是完全缺失的一个群体” 。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入政治和经济转型期。但全面西化改革使俄罗斯精英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分化愈发严重。1995年底，叶利钦的行政领导班子中有75%的人是苏联时期党、共青团、苏维埃和经济界的高层人物，82%的地方精英和74%的俄罗斯政府工作人员来自苏联权贵，俄罗斯商业精英中的61%来自党、共青团和经济界的领导人等。因为脱离民众，俄罗斯政治经济精英并不能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威胁。同时，叶利钦政府通过紧缩货币、放开价格、私有化等措施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型的“休克疗法”，这种完全依赖西方、罔顾本土国情、缺乏制度配套的激进改革，最终造成了经济崩溃、社会失序、国力衰败的灾难性后果。改革失败引发的通货膨胀、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飙升、犯罪率激增等民生和社会问题，使得广大俄罗斯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但是，极少数政治和经济精英却成为占据国家主要财富的“寡头”。
普京执政后，深刻意识到社会阶层“两极化”的负面性并致力于消除这一社会矛盾。一是重塑国家意识形态，提出民族精神和道德复兴的十六字方针：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二是实行“可控民主”，经济上打击寡头，通过国家规划和加强监管，完善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体系；政治上重塑央地关系以及选举、行政、政党等制度安排，试图以此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三是针对外部威胁实行“主权民主”，强调维护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和主权地位，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尊重民族传统、强调国家权力、恢复大国地位的改革措施顺应了俄罗斯现代化发展如何在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的诉求。当然，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转型变革仍有调试空间。
四、反思与小结
从彼得一世改革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改革，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20世纪初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改革，直至普京实施的强国战略，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关键节点都出现了社会阶层“两极化”现象。社会阶层“两极化”既是俄罗斯早期现代化表现出来的特点，也是后续现代化发展出现问题的肇因，是现代与传统、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摩擦碰撞的结果。针对这一问题，还有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两极化”之说能否成立。在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受到冲击，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分裂或冲突。俄罗斯社会阶层“两极化”现象主要源自其文明的“认识的对立结构”。笔者认为，这一判断之所以成立，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俄罗斯社会的分裂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还扩散到思想文化领域；二是俄罗斯现代化进程和国家发展均受到其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特殊的地理位置、东正教、专制制度、西化影响等因素，是俄罗斯欧亚二元文明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俄罗斯现代化进程呈现社会阶层“两极化”现象的多元诱因。传统与现代、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导致俄罗斯早期现代化社会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尖锐对立，相比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出现的问题，俄罗斯社会阶层“两极化”现象不仅更加鲜明，而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第二，关于现代化的内涵。“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俄罗斯帝国时期和苏联时期的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工业化。苏联后期的改革尝试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初期的“休克疗法”均告失败，说明一味强调工业化和全盘西化都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一是现代化必须惠及人口大多数。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虽然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但都没有解决改革成果惠及广大底层民众的问题，反而强化了专制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二是现代化发展应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因为现代化是涉及“整个社会的一系列巨大变革”。三是现代化一定是开放和进取的，既要广泛吸取外部经验，也要立足本国实际。
第三，关于“两极化”现象的深远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探寻现代化发展道路，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回归自身特色，抑或是当前新保守主义、欧亚主义的兴起，都能反映俄罗斯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强化的社会阶层“两极化”特点。对当代俄罗斯来说，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社会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的分裂，由此使得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发展。首先，俄罗斯缺乏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根基。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由于封建势力和农奴制度的残余影响，城市工业资本家严重依赖政府官僚机构，知识分子缺少言论自由，俄罗斯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非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成熟群体，成为各种政治和政党力量操纵的对象。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新经济政策临时造就了新的中间阶层，但其性质已经发生改变。苏联时期的中产阶级因为缺少市场经济环境和自主意识，无力改变社会现实。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寡头”经济模式导致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发展——按照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当时苏联的中等收入群体只占总人口的3.4%。转型时期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缺少发达的社会生产和市场基础，经济独立性差，对政府具有依赖性，且不能起到社会政治关系调节器的作用。其次，俄罗斯中等收入群体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规模比较小。2003—2010年，中等收入群体占俄罗斯总人口的比例只有11%—15%。2024年的数据显示，只有3%的俄罗斯人符合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根据2025年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俄罗斯中等收入群体不到总人口的10%，只有7.4%的俄罗斯人每月收入超过10万卢布。二是构成不合理。当前俄罗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知识分子、官僚、企业家等构成。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俄罗斯中等收入群体核心层中有超过60%的人是国有企业的职员。三是发展缓慢。2022年乌克兰危机之后，部分中等收入者逃离俄罗斯。随着西方制裁的加剧，俄罗斯很多国有企业停产或倒闭，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缩小。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特权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正在“死亡”。
对于当代俄罗斯来说，现代化既是其“继续符合事实上大国地位的客观要求”，也是修正国家前期发展问题、解决当下现实矛盾的紧要任务。俄罗斯既要尊重本国历史传统，也要克服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现代化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不断的动态平衡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