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一论断揭示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陆地边疆九省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超60%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边疆地区。由此可见,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现代化成果能否覆盖全体人民,关系到区域协调发展能否持续推进,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现程度。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边疆民族地区曾在资源开发和要素投入驱动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以要素扩张为主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有效回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我国的发展目标正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如何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前提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边疆民族地区虽然处于国家疆域的空间边缘,但在国家安全格局、区域协调布局、生态屏障体系和对外开放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绿色转型和要素优化配置为支撑,具有突破时空约束、重构产业形态、提升发展质量的鲜明特征,为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后发赶超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必须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阶段,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中不断增强内生发展能力,推动现代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统一。
一、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中国式现代化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提供总体方向与方法论框架,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实践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在国家整体现代化逻辑与区域差异化实践之间形成有效衔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向。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现代化普惠性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未来五年我国扎实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明确要求。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与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工程体系,也是保障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密切相关。推动公共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更加合理配置,是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强调:“健全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制度和标准体系,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改善边疆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近年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了高效联通的综合交通体系、覆盖城乡的电力网络,深刻改变着边疆地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数字网络、移动通信与新媒体平台的普及,使优质文化资源跨越地理阻隔,实现跨区域、跨族群的共享与传播,有效缓解长期以来困扰边疆地区的文化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交通条件、能源保障与数字连接能力的提升,能有效突破地理空间带来的发展约束,为区域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改善创造基础条件。
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性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序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建设,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完善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普惠性。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现代化韧性
“新质生产力”概念自2023年9月提出以来,逐渐成为理解新时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理论框架。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新质生产力代表着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因地制宜找到超越传统增长模式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在发展上较多依赖财政转移支付和产业梯度转移,形成资源开发、初级加工和传统农牧业占较大比重的发展结构。这种模式在一定阶段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其增长方式往往表现为外部输入依赖性较强、产业链条较短、价值增值能力偏弱,难以支撑持续性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向东部集聚,边疆地区易陷入“只见项目、不见产业”的结构性困境。
新质生产力强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其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坚持因地制宜原则,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若忽视本地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与承载能力,盲目追逐技术前沿或复制发达地区模式,易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还可能加剧社会风险。边疆民族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应坚持“特色突围”而非“复制粘贴”。需立足于“老、少、边、山、海”的现实情况,精准选择突破口。
(三)提高人的现代化水平,凝聚现代化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样重要,即要关注人的现代化问题。
“人的现代化”最早由社会学家艾利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提出,他将人的现代化定义为人格现代化,强调个人现代性的培养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边疆民族地区在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中长期处于相对欠发达的位置,其发展问题不仅表现为经济水平的差距,更体现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知识生产能力相对薄弱。这就要求我们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期阶段,牢牢确立观念先导原则,通过教育、就业、社区建设等具体路径,将“能用众智、能用众力”的传统智慧转化为现代治理的合力。2025年5月4日,正值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谢依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提到“你们响应党的号召到西部边疆地区教书育人,在促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自身也得到历炼和成长”。西部计划志愿服务等项目通过制度化方式推动人才向边疆流动,不仅有助于弥补当地教育、科技与公共服务领域的人才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知识结构、社会网络与发展观念的更新,不失为推动边疆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
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只有当个体发展能力、社会参与能力和共同体认同都在现代化浪潮中实现提升与升华,“众力”凝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动力,“众智”方能汇聚成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固基石,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四)统筹生态资源转化,保障现代化可持续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为中国特色绿色发展道路提供根本遵循。边疆民族地区往往兼具生态功能区、资源富集区和民族文化集中区等多重属性,生态资源不仅是自然禀赋,也是现代化发展中极具潜力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能源资源等重点领域安全保障能力。”积极整合生态资源、搭建产业组织与制度规则,把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在生态安全与区域发展之间形成新的制度性连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掠夺时强调:“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关系,也为当代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多数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良好、自然景观独特,但长期面临产业结构单一与发展路径受限等问题。通过统筹生态资源,可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区域发展的新动力。例如西藏林芝市嘎拉村通过生态景观与乡村品牌的结合,实现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协同推进。这类实践通过确权与赋能,将模糊的公共资源转化为具有清晰收益权的社区资产。
(五)巩固边疆开放新前沿,确保现代化内外兼通性
中国拥有约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与14个国家接壤,这一地理格局使边疆地区在国家发展体系中具有独特的空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深刻认识发展和稳定、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人心的紧密关系,”“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打造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边疆民族地区提升开放型发展水平指明了方向。
边疆地区的开放与交流是生产方式发展与社会交往扩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论述世界历史形成时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边疆民族地区逐渐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关键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边疆民族地区“要拓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科技、人才、医疗、文化等交流合作,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可感可及”,并积极“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卫国戍边整体能力”,保障区域安全与稳定。
边疆开放前沿的形成还与区域合作网络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密切相关。例如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广西被赋予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的重要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西要主动作为、发挥支点作用,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同东盟合作不断注入新动力”。边疆民族地区多处于“一带一路”倡议等对外开放的前沿,各地都要积极把握深处国际区域合作网络的机遇,努力从地理边缘转变为开放合作的前沿。
二、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及其核心要义为对照,审视当前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实践的现实状况,可以发现其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约束和现实挑战。这些问题是在自然地理条件、历史发展基础、要素流动格局、制度供给方式和外部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综合性矛盾。特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承载稳边固边、兴边富民、民族团结和生态安全等多重使命,也在基础设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生态资源转化和开放发展水平等方面面临较为突出的现实压力。基于此,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相关调研数据,对标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精神,对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进行分析。
(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
基础设施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底层支撑。边疆民族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分散、自然条件复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边际成本高、覆盖密度低、运营能力弱的特征,经济性与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双重滞后,与现代化建设的普惠性要求存在一定差距。
交通和通信等经济性基础设施存在结构性短板,地理阻隔尚未完全突破。随着交通便捷度的提升,我国各地已基本实现乡乡通三级及以上公路的目标,但由于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处于高寒地区,路网密度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交通的梗阻抬升了生产要素流动的成本,使边疆地区长期难以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信息基础设施引发的数字鸿沟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尤为突出。边疆民族地区缺乏数字化应用场景,数字发展效能难以充分释放。例如农牧民在电商运营、智慧农业等领域的参与能力有限,信息基础设施的“赋能效应”尚未真正落地。
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性基础设施供给质量整体偏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随着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与期待的不断提高,这种差距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并进一步引发人口与资源的定向流动。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调研时了解到,在全国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背景下,临河区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持续增长,其他旗县则明显下降。例如2017年至2023年,五原县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由3748人降至2437人,磴口县由1600人降至784人,降幅接近一半。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旗县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促使不少家庭将子女送往临河区就学,形成生源“虹吸效应”,进而加剧中心城区各类资源的集聚。
(二)产业结构转型困难,新质生产力培育受限
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以传统农牧业、资源型产业和初级加工业为主,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偏低、创新资源集聚不足,产业升级面临路径依赖、要素约束与制度环境不足等多重掣肘。
产业结构单一化特征突出,传统发展路径锁定效应明显。边疆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也在较长时期内塑造了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但从现实情况看,这种增长方式更多依赖资源投入和外部市场需求拉动,资源开发长期停留在初级利用阶段,加工转化率偏低,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不高,尚未形成具有较强带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尤其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深的背景下,单一产业结构的脆弱性更加凸显。边疆民族地区亟须加快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与抗风险能力,增强应对外部冲击和突发风险的能力。
创新能力与产业投资不足,新质要素赋能效力薄弱。根据我国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情况可知,2024年,除东三省外,边疆省区的R&D经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273462.35万元),例如内蒙古投入2050766万元、新疆投入915270万元、西藏投入12792万元。更重要的是,受制于创新平台薄弱、人才支撑不足、产业配套不完善以及市场辐射能力有限等因素,边疆民族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多处于低附加值状态,难以有效嵌入研发设计、核心技术控制和品牌运营等价值链高端领域,产业转型困难。
(三)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人口人才流失严重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受经济机会相对有限、公共服务供给偏弱和发展预期不强等因素影响,边疆民族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外流现象严重,进而形成“人口流失—资源外溢—发展机会下降”的循环机制。
人口流失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劳动力供给支撑能力不足。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常住人口总体呈持续下降态势,人口外流与结构失衡相互交织,正在成为制约区域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内蒙古包头市为例,常住人口从2017年的287.8万降至2023年的276.17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0.33%,高于全国18.70%的平均水平,0～14岁人口占比12.21%,远低于全国17.95%的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明显。特别是在部分边境县域,人口空心化、青年外流和劳动力代际断层等问题严峻。长此以往,难以有效支撑乡村振兴、产业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等现代化建设任务,削弱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社会基础。
人才流失形势严峻,人力资本难以适配现代化需求。中央民族大学2025年“中国边疆青年发展状况调查”显示,近七成的边疆青年认为本地年轻人流出较多,仅约三成认为流入较多。这一主观感知与边疆民族地区现实中的人口流动趋势高度一致。人才的持续外流,使边疆民族地区本就相对薄弱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受到削弱。尤其是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背景下,人才短缺已不仅是数量不足的问题,更表现为人才结构与现代化发展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虽然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对口支援和定向帮扶等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向边疆流动,但项目制流动往往具有短期性、轮替性和外源性特征,难以真正转化为边疆民族地区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支撑。
(四)生态经济协同欠缺,资源转化路径模糊
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面临现实压力。这意味着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不能走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道路,而应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资源利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统一。
生态保护刚性约束与经济发展需求形成现实矛盾,发展空间受限问题突出。边疆民族地区承担着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资源环境保护和边疆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功能,不少地区还同时是荒漠化治理、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防沙固沙等重点区域。随着气候治理、生态红线管控、退耕还林还草等制度性约束的强化,传统依赖高消耗、高扰动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和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面对生态底线不可突破、传统发展无路可走的双重困境,边疆民族地区亟需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生态保护、产业转型与民生改善的有机统一。
资源转化效率偏低,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链条不完整。边疆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特色生物资源和文旅资源,这些资源是培育特色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禀赋。然而从现实情况看,部分资源开发仍停留在初级利用和单一业态层面,精深加工不足,价值增值能力相对有限,生态资源尚未充分转化为稳定的经济优势和发展动能。生态旅游、康养产业、特色生物资源开发等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缺乏长效化支撑。
(五)开放发展水平偏低,区位优势未充分释放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拥有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具备开展对外贸易、承接跨境要素流动和发展沿边经济的天然区位条件。然而,从现实情况看,不少边境地区仍主要承担货物集散和通道运输功能,产业嵌入度、制度成熟度和要素配置能力相对不足,开放型经济体系尚未真正形成。边疆民族地区的区位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现代化发展动能。
口岸查验建设设施滞后,通关能力无法匹配外贸增长。近年来,随着沿边贸易规模扩大和跨境物流需求增长,边境口岸承担的通关压力持续上升,但部分口岸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保障方面仍相对滞后。《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已多年未更新,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虽已实施7×12小时通关,但2025年以来,随着货运量加大,实际通关时间需延长至15小时左右。这表明,现有口岸查验能力、作业空间和运行组织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增长的跨境运输需求。
通道效应向产业效应转化能力不足,区位优势未能真正嵌入地方现代化进程。当前,不少边境口岸主要承担货物集散、能源转运和通道运输等功能,开放收益更多体现在物流通过量和贸易流量上,口岸优势未能赋能本地产业体系的成长和地方发展能力的提升。边疆民族地区虽然拥有口岸,却未必拥有与口岸相匹配的产业承载能力、加工转化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开放红利难以在本地沉淀为持续性的经济效益。以满洲里口岸为例,作为我国当前唯一同时可以对俄、对蒙开放的重要口岸,其口岸功能十分突出。但由于呼伦贝尔地区冬季严寒漫长,机械设备损耗较大,加之供电成本偏高、工业运营成本较高,本地企业竞争力受到明显制约,大量资源、货物和资本只是“经过边疆”而非“留在边疆”,体现较为典型的“通道经济”现象。
三、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途径
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立足制约其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矛盾,形成具有问题指向性的实践回应。以数智引领推动方式创新,回应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及口岸区位优势未充分释放等问题;以融合发展的产业模式,回应产业结构单一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受限等问题;以内外兼容的动力机制,回应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人口人才流失等问题;以生态产业的联动效应,回应生态经济协同不足和资源转化链条不完整的问题。由此,尝试在问题识别基础上形成系统性实践途径。
(一)增强数智引领的方式创新
数智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在深刻重塑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区域发展路径。从2012年到2024年,边疆九省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由697亿元增至5158亿元,研发投入近翻番,科技研发支持力度持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已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必要性和坚实基础。
以数智技术赋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边疆民族地区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联通能力。边疆民族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分散、自然环境复杂,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投入高、回报慢、覆盖难的现实约束。应在持续完善交通、能源、通信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快推进5G网络、工业互联网、数据平台、智慧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与交通运输、边境贸易、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以数智手段促进公共服务优质资源下沉,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数智技术赋能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可及性和协同性,使优质资源跨越地理阻隔向基层延伸。远程医疗平台可以帮助边疆民族地区接入东部优质医疗资源,实现疑难病症的异地会诊和健康管理的智能化。“5G+智慧教育”模式可以帮助偏远地区的学生共享全国名师课程,突破地理阻隔对教育公平的限制。大数据技术有利于对民生需求的动态监测与精准识别,助力政府形成“需求—供给”高效匹配的政策响应机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区块链技术在社保资金监管、扶贫资源分配等领域的应用,也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透明度和效能,防范资源错配和浪费。
以数智技术为牵引,推动沿边开放由传统通道依赖型模式向智慧协同型、产业嵌入型模式转变。边疆民族地区处于“一带一路”关键通道,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边境口岸资源。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跨境数字平台的应用,能够减少多个环节的人力介入,在高寒、高危作业领域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克服自然环境对边疆经济运行的限制。大数据平台还可以整合跨境物流、贸易通关、供应链管理等信息,提升边境贸易的便利性和效率。借助数字技术,边疆民族地区可以将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与现代市场体系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和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
(二)开创融合发展的产业模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将分散的小生产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强调“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其核心动力在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深化。边疆民族地区产业转型的关键,在于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阶段,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有序布局和多元业态深度耦合,重塑现代产业体系。
以科技赋能和链式延伸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实现由资源开发向产业增值转变。边疆民族地区传统农牧业、能源资源产业和初级加工业仍是现实发展的重要基础,重点在于改变其长期停留于粗放开发和低端利用阶段的状况。应依托数字技术、绿色技术、精深加工技术和现代流通体系,推动特色农牧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和全链条增值升级,推动资源型产业由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绿色制造和循环利用延伸,推动文旅资源由单一观光向文化体验、生态康养、研学消费等复合业态拓展。通过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和供应链重组,把原本分散、低效的资源开发活动嵌入现代产业体系之中,逐步形成以特色优势产业为基础、以多业态融合为支撑的区域产业新形态。
以创新平台建设和制度机制优化增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由产业转移承接地向特色产业创新增长极转变。长期以来,边疆民族地区之所以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位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之间缺乏有效衔接,高端要素难以沉淀为本地发展能力。应围绕特色产业集群、沿边开放平台和重点园区建设,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育、金融支持和市场对接,提升本地产业体系的自主生长能力。
(三)激发内外兼容的动力机制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边疆民族地区已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纵深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开发式扶贫是我国减贫的特色,更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措施。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不能停留于外部资源输入的被动依赖,也不能脱离国家战略支持片面强调自我积累,应在持续激发内生动力的基础上,推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与开放平台等外部力量同地方发展需求有效互动。
“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是开发式扶贫的主要内涵。边疆各族群众长期生活在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传统技艺与生态智慧,是培育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面对经济转型升级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迫切需求,边疆民族地区应立足本土,依托独特的民族文化与资源禀赋,开展差异化、在地化的人才培训项目。例如,发展刺绣、银器等民族手工艺,牦牛奶制品、沙棘、雪菊等特色农牧产品加工,民俗文化体验等本地优势产业,鼓励本地青年参与“非遗传承人+合作社+电商”等新型经营模式,让民族文化成为可转化的生产力要素。通过激活民族社区内部的知识网络与社会资本,边疆民族地区可以将“被动接受支援”转变为“主动创造价值”,真正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根本转变。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仍较薄弱,在开发式扶贫的进程中,还要积极把国家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援等外部支援力量与内生需求对接。202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援疆援藏、西部陆海新通道及沿边开放平台等也为边疆民族地区拓展开放空间、集聚发展要素、培育特色产业提供了重要机遇。边疆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支持,有效衔接外部资源与本地需求,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
(四)发挥生态产业的联动效应
与传统粗放型资源开发不同,生态产业更强调在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前提下,通过产业链延伸、业态复合与品牌建设等方式提升生态资源的综合收益。边疆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富集、生态功能重要,推动现代化建设,应立足生态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在科技赋能和产业耦合中推动生态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以科技创新提升生态资源转化效率,推动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边疆民族地区可依托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和现代加工技术,对特色农牧产品、林下资源、生物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开发。对高原特色果蔬、畜禽产品、林下经济产品等原生态资源进行标准化生产、精细化加工和功能性开发,打造绿色有机食品、特色保健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改变初级加工的低效格局。深度挖掘边疆民族地区独有的民俗文化、非遗技艺、村寨风貌、自然景观等资源,将生态农业与文化旅游、休闲体验、康养度假、文化创意等产业深度绑定,形成“种养+加工+体验+文创”的融合业态。
强化生态产业之间的联动机制,形成多主体参与、多环节增值、多领域协同的复合型发展格局。生态产业的联动效应,本质上是通过产业链延伸与产业间协同,将分散的生态资源优势整合为系统化的发展动能,实现多产业之间的系统耦合与价值共创。例如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社区参与和市场体系建设纳入统一框架,有助于边疆民族地区从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民生优势和治理优势的持续转化。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面向全国的普遍要求,也必须在不同区域的具体实践中实现差异化展开。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兼具区位前沿性、民族多样性、生态敏感性与发展不平衡性,其现代化实践更能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处理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统一性与差异性关系的制度能力与实践智慧。边疆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也是检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容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的重要窗口。
本文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从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生态资源与开放发展五个维度剖析其核心要义,分析各维度面临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数智引领、产业融合、内外协同与生态产业联动等实践路径。研究认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既不能脱离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逻辑,也不能忽视其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民族文化与安全功能等方面的特殊条件。实现国家战略导向与区域差异化实践的有机统一,是边疆民族地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主要基于政策分析与宏观统计数据,对边疆民族地区内部的省际差异、城乡差异以及不同民族社区的具体情境尚未展开深入比较。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对实践路径的讨论主要立足于规范性分析,对于数智赋能、产业融合、生态转化、开放升级等路径的作用机制、实施条件及政策绩效,尚缺乏更加系统的实证检验。此外,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实践在与国家治理体系互动的同时,也受到地方性知识、社会网络、文化认同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本研究未能充分展开对这些因素的考量。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向深化:一是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分区域比较研究,围绕不同类型边疆地区的资源禀赋、社会结构、开放条件与治理基础,提炼更具解释力的差异化分析框架;二是强化实践路径的实证研究,结合典型案例、田野调查与区域面板数据,检验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及其边际条件;三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视野出发,进一步揭示边疆发展、边疆安全、边疆治理与共同体建设之间的耦合机制,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研究由单一发展议题转向多维统筹议题;四是更加关注新质生产力赋能边疆治理的微观机制,尤其是数字鸿沟的弥合路径与数字红利的分配效应。只有在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的双向推进中,才能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叙事,形成既具有学理解释力、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