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现代化肇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确立之后,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加速开始，并在西方国家引领之下逐渐由欧美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纵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可以发现，科技进步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谁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顺利实现现代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起科技革命，率先掌握了高端科技。而近代中国因痛失几次科技革命的机会，造成被动挨打局面，导致在现代化道路上长期落后于西方诸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经过70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诸多科技领域已经由跟跑发展到并跑甚至领跑，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厚植发展根基、赢得发展主动、塑造发展优势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时代，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科技支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
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科技革命的过程。科技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直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一）科技是推动现代化的核心动力
所谓现代化是指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领域不断进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新的社会类型替换旧的社会类型的过程，这其中科技发挥着关键作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也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而科技在生产实践中发源，受生产的推动而发展，又促进生产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8世纪中期，“珍妮纺纱机”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西方国家从此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和机械的发明和应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个体生产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解体，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推动人类历史由蒸汽机时代跨入了电气时代。随着第三次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人类迈进了信息时代。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中，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的到来，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引发社会的剧烈变革。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引发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调整，推动国家不断朝着现代化前进。
同时，科技是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政治现代化实质上是民主化、法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而其形成与发展也得益于科技的创新与发展。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当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当市场经济的平等交换成为主要经济形态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理念必然会出现。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之后，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的基础制度，新兴资产阶级主张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并逐渐深入人心。在当时的西方国家，人从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体制中解放出来，开始摆脱了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枷锁，大大促进了人的自身发展。科技进步不仅拓展了国家政治使用技术手段的政治空间，也为实现民主化、法治化提供了技术保障。比如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网络世界的无边界性和隐蔽性也使得群众监督机制和渠道更加多元化、精细化，人民群众既能及时了解政治动态，也能更加广泛、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形成强大的群众监督合力，极大地促进民主法治的进步。
回溯历史，那些率先走上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紧紧抓住了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了本国的现代化。第一次科技革命让首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英国，依靠技术优势和强大的制造业，很快取得了世界工业和贸易的垄断地位，以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9%和世界贸易额的21%的优势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建立起盛极一时的“日不落的帝国”，维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随后，科技革命扩散到法国、德国，推动了欧洲生产力的大发展，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使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实现了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而美国抓住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成功在20世纪完成现代化进程。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第二次科技革命发源地的德国和美国，很快完成现代化，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美国在建国后近100年间，科学人才多留学欧洲，成为了“欧洲科学殖民地”，之后世界科技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世界技术创新领域所占份额已达50%以上，遥遥领先于英、法、德等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科技优势的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很快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时至今日，虽然先后受到苏联、日本、西欧的挑战，但因为始终拥有在科技上的领先优势，美国的霸主地位并没有被真正动摇过。
（二）科技自立自强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根本保障
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系统性跃迁，对后发国家而言既是发展目标，也是历史性挑战。区别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后发国家现代化面临着现代化时空压缩的发展困境，既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现代化，又要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并行发展，还要解决先发国家刚开始发展不曾有过的资源短缺、生态约束等新问题。因此，后发国家若在更短的时间内赶上先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更加需要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首先，后发国家“压缩式”现代化进程需要依靠科技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是动态调整且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的。后发国家因为起步晚、起点低，只有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最终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起，西方国家现代化大约用了两三百年，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如1850—1870年的工业革命迅速发展时期,英国工业年均增长3.12%，而1870年以后的40余年间，年均增长仅1.9%。但后发国家要想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就必然更加需要发挥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作用。日本较早跟随西方学习，并且成功迈入了发达经济体，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具有一定代表性。19世纪70年代，日本明治政府全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乘上了蒸汽的“战舰”，拉开了日本现代化的帷幕，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二战后，日本经济遭到重创，生产力严重倒退，国力极大削弱，但在美国援助和自身努力下，日本又很快重返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不仅在电视机、计算器、手表、汽车、录像机和摄录一体机等消费品方面，而且在钢铁、造船、机床、轴承和动力铲等重工业方面都胜过了美国，在标准芯片、机器人、光纤、电子打字机和复印机等方面，也已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其次，后发国家“并联式”的现代化模式决定了需要依靠科技实现跨越发展。西方国家现代化历时300余年，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串联式”渐进发展过程，各个阶段串联发展、边界清晰、相互衔接，每个发展阶段任务单一、目标明确。而后发国家不可能按照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遍历现代化的各个阶段，需要以“并联式”快速实现现代化，在完成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又要以信息化、智能化赋能发展才有可能赶上世界现代化的先进水平。时间短、强度大、形态新成为后发国家推进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这就必然要求后发国家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迅速完成现代化的结构升级过程。以我国现代化的“四化”变迁过程为例，其发展过程具有时间短、并联式、时空交叠等显著特征。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现在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重大工业成果在一些前沿方向进入了与发达国家“并跑”“领跑”阶段，全球创新指数位居全球第11位，用较短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靠的就是始终把优先发展科技作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科技现代化发展方针。
最后，突破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约束需要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资源能源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基础，充足的资源能源是保障工业化进程顺利完成的关键因素，而生态承载力则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工业化早期，世界资源能源供应相对充足、地球的生态承载力也相对较强，西方国家能够采取“粗放式”的模式进行发展。但随着人类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全世界能源和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快速增长，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后发国家无法走西方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就需要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换能源消费结构，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对后发国家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只有科技创新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如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因国内缺乏石油、煤矿等关键工业资源，通过提升科技在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以技术密度替代资源密度，解决传统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其1960—1990年研发投入强度从0.3%跃升至2.8%，到1980年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0.2%，成为后发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不难发现，虽然各国的道路和模式不尽相同，但拥有先进的科技始终是一个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科技革命推动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变革，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又对科技进步提出巨大需求，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由此，科技革命与现代化形成了DNA式的双螺旋模式，相互纠缠、链式前进。
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科技诉求
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式现代化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但也要遵循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即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面加强我国的科技事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一）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内涵式增长
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之一是经济发展的高水平，意味着人均生活质量的高水平。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被置于首位。实现既定目标，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巨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需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意味着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2035年人均收入要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到2050年时再增长一倍。据测算，14亿人在现有基础上实现人均收入翻两番，考虑到汇率、通胀等因素，需要我国GDP在未来30年内保持年均4.6%的中高速增长。而在资本、劳动等“老动力”减弱，“新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的支撑，以目前科技在经济中的贡献率测算，2020—205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将下降至3.5%以下，难以完成既定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因此，实现既定经济发展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60%以上，但与创新型国家普遍70%以上、以色列9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十五五”时期，我国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科技激活传统生产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展生产可能性曲线，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切实提高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强大驱动力。此外，我国正处在人口大周期的关键时期，老龄少子化加速到来，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下导致我国将会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据测算，203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2.78亿，超过总人口的20%，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而人是消费主体，也是生产和创新主体，投资于人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持久发展。因此，需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推动其他方面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加速提升人口素质，加大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才能解决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压力。
（二）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科技创新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在做大“蛋糕”基础上进一步分好“蛋糕”。当前，我国行业与行业、区域与区域、城镇与乡村之间发展差异仍然比较大，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离不开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一方面，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为共同富裕提供发展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大“蛋糕”。跃升为高收入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跳出“中等技术陷阱”，掌握核心技术，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科技创新，促协调、谋共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分好“蛋糕”。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行业之间发展差距问题，要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之间均衡发展；解决城乡之间发展差异问题，需要加大对民生领域的科技投入，继续扩展新技术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场景，依靠科技提升人民生活福祉，实现共享发展；解决区域之间协调发展问题，要以技术为依托，精确测量各地区资源要素禀赋，准确评估各地发展优势与潜力，为科学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科技支撑，实现协调发展。
（三）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科技赋能文化繁荣与价值引领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文化建设进行专章布置，强调“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不管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不断获取新的发展动能。首先，科技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需要科技的推动。其次，科技也是实现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科技成果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就是拓展社会精神文明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更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更好地改造世界，把人从对大自然和社会的迷茫认识中解放出来，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另一方面，科学本质上是求真、求善、求美的，科技活动的理性、严谨、批判的创新精神，能够培养人追求真理、艰苦奋斗、团结协调的崇高品德，推动整个社会科学素养的提升，形成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陶冶个人情操、提升道德修养。再次，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为加强和改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更多新的方式手段，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提供有力支撑。最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整个价值观念的更新和道德水平的提升。当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同时，社会的精神生活也会面临许多消极甚至低级趣味、不良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来说，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传播工具和手段的创新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内涵，还促进文化传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深入人心，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从而实现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
（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科技引领绿色低碳转型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要求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态文明发展面临仍然严峻的环境污染，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当前世界局部冲突加剧，直接影响全球能源市场，而我国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约八成。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着消费量快速增加、供给保障压力持续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尚未到位、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开发更多清洁能源，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制造、智能制造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实现绿色发展。因此，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大力发展环境科技，以科技助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美丽中国建设。
（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求科技提供战略支撑
目前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依靠强大军事实力取得优势地位在侵略掠夺别国基础上实现自身发展。这是一条“殖民老路”，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皆是如此。这条道路是以被侵略、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痛苦为代价实现的，带给世界的不是繁荣，而是灾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爱好和平，而且对外扩张掠夺已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国不能也不会走此道路。第二条是依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牺牲主权、安全等代价换取自身发展的“依附弯路”，如日本、新加坡等后发国家。这条道路本质上也是通过依附在西方国家塑造的国际体系上，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基础上实现的，只不过这种掠夺不像19世纪那样赤祼祼，而是披上了对外“公平贸易”的外衣，其实质是不平等交换，必然不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这种现代化道路缺少安全保障，一旦西方国家进行遏制打压，其现代化进程便会受到阻碍。中国与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不可能通过依附别人实现独立发展。第三条道路是通过融入整个世界体系依靠独特地理环境实现自己发展的“寄生窄路”，如芬兰、卢森堡等小国实现现代化的模式。此条道路“窄”就“窄”在国家太小并不具有代表性，其发展主要是依赖于世界整体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寄生性”并且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寄生”别国道路肯定也行不通。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前人没有走过的第四条道路，即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西方“文明冲突论”和“国强必霸论”的有力回击，彰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鲜明特征。走和平发展道路除了符合时代发展潮流能够得到“得道多助”外，还需要强有力的国防支撑。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离不开强大国防和军队的有力支撑。在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时代，需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以科技创新支撑我军建设，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加快把我军全面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方能为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三、自主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支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突出了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摆在国家发展的关键位置，明确提出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这一布局安排深刻揭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科技创新是根基和动力。从类型上来说，科技创新有外生性创新和内生性创新两种方式，外生性创新主要依靠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而内生性创新则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创新，旨在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只能通过自主创新方式获取。
（一）顺应全球科技创新范式深刻变革趋势的客观要求
当前，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以革命性力量重塑全球科技创新版图，推动科学研究范式智能化变革。以往的科技创新是基于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各学科相对孤立，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的线性路径进行，方式主要是创新主体之间的竞争，形态主要以引入新技术或新产品，周期相对较长。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创新的范式向学科交叉、非线性跨越、竞争与合作并存、周期大幅缩短方向转变，呈现出体系化突破、融合化发展、网络化跃迁鲜明的特征。这一根本性变革决定了我国要想实现创新型国家只能走独立自主的创新道路。
首先，技术创新的整体性特征要求我国拥有独立完整创新体系。种种迹象表明，以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新材料、量子科技等领域的新突破与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到来。前沿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呈现“技术簇”特征，单项领域的科技创新高度依赖一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基础理论、材料体系、工业基础、制造能力等方面不能有任何短板。以芯片产业为例，产业链上游的芯片设计需要数学、微电子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基础理论支撑，中游的晶圆制造主要需要硅片、光刻胶、溅射靶材、电子特气材料，制造则依赖光刻机、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涂胶显影设备等设备。若仅通过技术引进获取局部能力，任何环节的缺失将导致系统失效，必然陷入“木桶效应”。例如，因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国外技术封锁的影响了我国7nm、5nm及以下芯片的先进制程能力，晶圆切割、掺杂和精密蚀刻等方面存在的制造设备与工艺缺陷也限制了芯片良品率的提升。可以看到，科技创新范式的变化，决定了国家技术系统的完整性诉求，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创新体系，在关键领域建立完全自主可控的全链条体系。
其次，科技创新周期缩短要求我国独立自主创新才能占据科技优势。目前，科技创新的周期不断缩短，技术迭代时间越来越短。工业时代，电、电话、收音机、电视机在美国的普及应用分别用了46年、35年、31年和26年。数字时代，个人电脑、移动电话、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仅分别用了16年、13年、7年和5年，技术普及速度越来越快。创新周期缩短，导致技术优势的窗口期日益短暂，创新竞争重心向基础研究、概念验证等创新前端前移，单点创新的优势难以持续，依赖技术引进的战略将因周期滞后而失效，只有掌握前端的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才能持续占据先机。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研发需长期、高额研发投入，而周期缩短反而要求更稳定的资源保障，形成巨额研发资金融资需要时间长与技术创新要求时间短之间的“时间悖论”，形成创新风险与回报周期的张力，缺少优质耐心资本则难以支撑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这种特点导致单独依靠风险资本或技术引进无法进行，必须基于本土创新生态的特性自主构建。因此，科技创新周期的缩短，本质上是创新范式系统性变革的产物，它要求构建敏捷响应、全链协同、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而这必然以独立自主为根基。
最后，破除科技创新路径锁定效应要求我国通过自主创新重构技术发展轨道。科技创新路径的锁定效应是一个历史依赖过程，根本原因在于各类技术之间存在巨大转移成本，通过“自增强机制”形成难以逆转的技术轨道依赖。因为，既有技术轨道能够通过报酬递增的封闭系统和制度环境的适配性陷阱两种机制形成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压制。所谓报酬递增的封闭系统是指先发者通过形成固定的技术标准，导致后来者需要支付高昂的兼容成本才能进入该技术体系，而一旦被先发者的标准深度绑定则因技术迁移的巨大成本，后发者很难另辟蹊径走出新的创新范式。制度环境的适配性陷阱则是指技术垄断者利用技术优势形成独特的产业生态，从而抑制局外人创新和创业精神，使新进入者面临着难以逾越的壁垒和障碍。以英伟达为例，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英伟达在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占有率达80%—90%。这种近乎绝对垄断的市场地位，使得英伟达在定价、供应以及产品创新等方面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从而会抑制其他竞争者的创新和发展。因此，路径锁定效应从本质上决定了技术引进的不可持续性、不稳定性、不可靠性。对于中国而言，进入并跑领跑阶段之后，突破国际既有技术轨道的锁定约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打破“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
（二）适应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阶段要求
经过长期不懈探索与奋斗，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这不仅标志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量变积累的完成，更从根本上重构了我国科技创新的逻辑。在此阶段，自主创新成为不可替代的战略选择。
第一，技术前沿的“无人区”属性倒逼。我国的科技创新经历了从引进学习到追赶跨越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过程，逐步建立了科学高效的创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合的特色发展道路，形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取得了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同时，完成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技术、5G技术及大飞机制造等重大科技攻关，打破西方国家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垄断，展现了我国从技术跟随到标准引领的跨越式发展，在一些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科技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并跑领跑阶段，意味着进入了技术“无人区”，全球各国在科技前沿领域都处于“零知识积累”状态，传统技术引进模式因缺乏成熟参照系而无“作业”可抄，任何外部依赖都将导致技术路线误判，我们的科技创新事业已经到了非走自主创新、自立自强道路不可的时候了。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领域，全球均处于突破前夜，世界各国都在抢抓机遇，试图占领“技术规则”制定权的先机。因此必须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外部技术体系的路径依赖，率先取得突破，才能赢得科技竞争优势。
第二，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刚需。关键核心技术是国家经济主权、产业安全与国防安全的基石。处于领跑地位的竞争对手或潜在对手，必然将最尖端、最具战略价值的技术纳入“技术禁运”或“技术脱钩”范畴，以维持其优势地位。同时，关键核心技术是全球价值链顶端环节与超额利润的核心来源，唯有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定义技术标准，掌控价值链分配权，否则就可能长期处于利润分配低端，丧失产业发展主动权。当前，我国在一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完全有能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跨越。同时也要看到，同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还有不小差距，芯片、“双碳”、生物育种等关键领域还存在诸多“卡脖子”环节。西方国家利用对我国发展形成“卡脖子”的高端科技和高端制造能力，以其作为武器，扩大自身优势地位，妄图制约我国发展。只有依靠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才能保障安全自主、构建内生生态、掌控经济利益与国家发展主导权。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产生的特有需求。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一些特征，现代化的规模极限性、系统复合性、文明独特性，使其技术需求在目标设定、应用场景、价值导向上均出现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没有的技术场景需求，只能通过自主创新来完成。比如，为实现优质医疗、教育资源的全域覆盖，倒逼我国发展远程精准手术机器人、AI辅助诊断基层适配、海量异构教育数据智能处理等西方无需应对的普惠型技术。
（三）应对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难题的必然选择
实现现代化几乎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梦想，但时至今日，除了原有的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外，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迈入发达国家。只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先发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会利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打压后发国家，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跳不出西方压制的“手掌心”。
一是依靠西方的技术援助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二战以后，虽然军事上的占领不再成为西方国家主要的对外扩张方式，但通过建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及垄断国际经济政治话语权，依靠资本输出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牢牢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导致很多国家始终无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按西方的要求行事，便会遭到遏制和打压。结果只有两个，要么融入西方的体系从而放弃自主性，导致对西方的依附性更强，最后反而更加无法加快发展；要么坚持独立自主，则会被无情地排除在西方的体系之外，导致最后因缺少资源、市场、技术而发展受限。如20世纪70年代，尼日利亚政府采取了诸如限制外国人在高技术产业的股份等制度，但因为没有掌握关键技术，外资通过技术垄断使得尼日利亚的经济独立政策难以贯彻落实。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自身的科技优势，根据资本逻辑塑造“中心-外围”国际格局，形成发达对不发达、富国对穷国的剥削关系，是西方国家持续发展的一条基本逻辑，试图依靠西方的技术援助实现超越式发展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只能依靠独立自主的方式完成。从历史上看，世界领先国家对后发追赶国家实施严苛技术遏制是大国竞争普遍现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避免了西方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生态危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对这样一个在文化上、政治制度上、意识形态上都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西方更加不可能乐见中国的发展壮大。而且在科技力量对比成为大国博弈制胜关键要素的背景下，即使抛开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偏见，西方也不可能将最先进的技术与中国分享。要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就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的文化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和资源优势，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托的科学技术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走出一条内生性的创新之路，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结 语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的主战场，科技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和战略安全的关键要素。无论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维护科技自身安全，还是充分应用科技实力，支撑和保障国家重点领域安全，都需要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科技领域的安全风险挑战。具体来说，一是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突出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市场应用形成闭环，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三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统筹谋划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各项重大任务，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强化科技供给、优化人才结构，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实现相互赋能，形成整体合力，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作为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支撑。四是完善法律法规促进科技向善。聚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的安全应用和伦理道德约束，制定更多更明确的法规政策和行业规范，保障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同时，加强前瞻布局，支持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积极发展用于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技术开发与应用，构建多方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五是积极推进全球科技交流合作，打破西方技术封锁。携手构建全球科技共同体，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的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为全球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潜在风险，必须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汇聚国内及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要素，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