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进程始终由物质与能量的深度开发所驱动，形成了以机械化、电气化为动力的工业文明。进入21世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革命正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时代迈向智能时代。“智能化”不仅是智能社会的主要特征，更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核心驱动力。与传统工业化依赖“物质能量化”不同，智能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以“智力物质化”为本质特征，即通过智能技术将人类智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重塑经济结构、社会形态与治理模式。在这一历史性转型中，人工智能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进步范畴，成为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引擎。鉴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深入剖析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多维效应与潜在风险治理，以期为推进智能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探索。

　　一、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重空间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体现，人工智能通过变革社会生产方式，进而引发分配关系的调整、文化形态的革新、生态治理的升级以及全球交往方式的转型，形成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治理到全球治理的系统赋能链条。为超越单一技术叙事，本文将其置于“生产—分配—文化—生态—开放”五重空间的整体场域，深入剖析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机理。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重空间框架

　　现代化是特定主体在多样领域实现现代性变革的系统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核心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定义了新型现代化的本质。从空间系统论视角，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五重空间：（1）生产空间作为人类劳动改造自然、创造使用价值的基本场域，构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来源。（2）分配空间承载着实现社会成果合理流动与共享的关键职能，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3）文化空间是培育社会共同价值、塑造时代精神风貌的核心场域，呼应着中国式现代化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深刻追求。（4）生态空间构成了人类社会存续与发展的自然基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5）开放空间是中国与全球体系互动、参与构建人类共同未来的桥梁，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主张。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重空间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一个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有机系统。

　　（二）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五重空间的内在逻辑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是从生产力变革出发，系统性重塑“五重空间”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并非线性的技术叠加，而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整体结构。其内在逻辑展开如下：（1）赋能生产空间：激发超大规模人口优势，打造现代化的动力引擎。人类的劳动创造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人工智能为激发“超大规模人口”优势提供了关键路径。一是提升个体劳动生产率，形成规模化的乘数效应。二是拓展就业形态，有效激活人口发展潜能。三是重构生产组织方式，激发系统性创新效能。（2）赋能分配空间：加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现代化的价值旨向。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并推动生产关系在分配空间进行调整，以确保现代化成果的共享。人工智能对分配空间的重塑，核心在于通过变革财富创造方式与优化财富分配机制，实现“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有机统一。（3）赋能文化空间：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构筑现代化的软实力支撑。经济基础的变革进一步要求并催化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在文化空间的调适，以确保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赋能文化生产、传播与体验，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新型融合机制，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软实力支撑。（4）赋能生态空间：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夯实现代化的自然根基。整个现代化进程必须建立在修复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生态空间是其可持续性的自然前提。人工智能通过提升生态认知、驱动绿色转型和优化环境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基础。（5）赋能开放空间：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筑牢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内部现代化的成功实践，通过开放空间向外延伸，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模式的、和平共赢的现代化新路径。人工智能通过提升全球治理效能、促进技术普惠发展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广泛替代、价值分配的资本偏向、算法对消费与文化的引导、高能耗带来的生态压力，以及技术垄断催生的全球数字霸权，共同构成了对生产、分配、文化、生态与开放空间的复合性冲击。

　　（一）生产空间失衡：智能技术替代引发结构性就业冲击

　　早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马克思就注意到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他指出，由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机构成的机器系统，一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导致一部分工人阶级被迫沦为相对过剩人口，成为所谓的“产业后备军”。从替代机制来看，人工智能正沿着三个路径重塑就业结构：一是复刻重复性体力劳动，替代“操作型”劳动者。人工智能机器人通过运动控制与感知技术，精准复刻并优化分拣、装配、检测等流水线作业，系统取代传统操作型劳动者。二是解析规则性服务劳动，取代“中介型”劳动者。任务式人工智能通过解析固定规则，在客服、咨询、金融等领域高效完成标准化交互与服务，降低对传统中介型劳动力的依赖。三是模拟结构化脑力劳动，超越“知识型”劳动者。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数据与知识图谱，能够快速处理报表、文献与设计任务，提供专业分析与创作支持，实现对部分知识型劳动者的功能替代。

　　（二）分配空间扭曲：价值分配的资本偏向加剧收入不平等

　　“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由于高昂的研发与应用成本，人工智能技术往往集中于大企业手中，形成了垄断性占有格局，进而导致三重收入不平等：一是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进一步失衡。智能设备的引入压缩了人工参与环节，削弱了劳动者议价能力；数字平台通过垄断算法与数据资源，不仅剥削数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还通过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分割传统产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二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依附关系固化。大型平台企业凭借智能技术巩固垄断地位，通过控制关键技术等手段，不断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三是常规劳动者与非常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智能化技术对标准化、重复性岗位的大规模替代，使常规劳动者面临岗位缩减与议价能力下降的双重压力，而掌握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能力的劳动者则享有高额薪酬。

　　（三）文化空间侵蚀：技术异化支配文化创新与主流价值认同

　　人工智能在赋能文化创新与传播的同时，其强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可能会使其脱离文化的规制而异化为支配性力量，进而引发算法支配、价值异化与认知重构等多维风险。从文化生产维度看，算法推荐机制正在重构文化内容的创作与传播逻辑。流量导向的分配模式导致文化创作的同质化倾向，个性化推送实则通过可见性操纵限缩了文化表达的多样性。从文化认知维度看，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催生了新型认知风险。当公众将智能系统视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神秘主体”时，实际上陷入了算法物神化的认知陷阱。从文化传播维度看，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价值认同的碎片化与西方文化渗透的双重挑战。

　　（四）生态空间挤压：高耗能特性引发生态承载力危机

　　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工智能的高效化与精准化特质非但未能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方案，反而可能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上激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形成技术生态的叠加风险。首先，人工智能的能源需求构成最直接的生态压力。算力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要素，其提升以巨额能源消耗为代价。据统计，中国目前现有数据中心和5G基站耗电已达到2500亿度，相当于两个三峡的年发电量。其次，硬件部署加剧物质循环失衡。人工智能依赖的硬件系统本质上是“人造代谢体”，其大规模应用加速了电子废弃物的增长。据统计，2022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垃圾达到创纪录的6200万吨。研究测算表明，2020年至2030年，生成式AI带来的电子废弃物可能激增近1000倍。

　　（五）开放空间挑战：非对称性垄断强化全球数字霸权

　　人工智能的全球化发展在推动技术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垄断、规则碎片化等跨国挑战。一方面，智能技术的演进不遵循传统的技术溢出路线，而是科技创新能力与资本融合力量的叠加产出，以机器学习为核心的技术架构更是在交互反馈与数据训练中不断提升其智能水平与系统性能，实现智能技术的自主进化，掌握AI技术的强国可以不断增强技术壁垒，扩大权力的非对称性。另一方面，“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智能技术恰恰为这种扩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它使数字霸权得以更精细、更深入地渗透至全球经济的每一个角落，其结果便是“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复杂挑战，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紧扣共同富裕、协调物质精神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本质特征，探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系统治理路径。

　　（一）激活生产空间：发挥人工智能多重就业创造效应，应对技术性失业

　　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动态评估体系，制定分行业就业调整预案，完善终身学习与技能适配体系，构建复合型人才认证机制。依托“东数西算”等工程在中西部发展人工智能配套产业，推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拓宽农村就业渠道。健全就业风险动态监测网络，推行企业技能培训税收抵扣政策，创新适应新型就业形态的保险制度。

　　（二）优化分配空间：构建“发展—调适”动态平衡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建立国家主导的公共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探索“数据合作社”模式，明确劳动者对生成数据的收益权。实施“产业技能转型计划”，培养人机协作、数据分析等新兴技能。建立“人工智能劳动贡献评价体系”，对隐形劳动进行精准定价；设立“技术变革调整基金”，要求大型平台按收益比例注入资金。强化反垄断审查，推行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开放共享，向中小企业开放算法与算力资源。

　　（三）引领文化空间：筑牢文化传播阵地，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设立文化创新激励算法，建立生成式AI文化输出审核机制，确保训练数据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行算法透明度强制披露，开展全民数字理性教育，建设自主可控的大模型训练数据体系。加快人工智能文化应用专项立法，设立跨学科文化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健全文化科技创新激励机制。

　　（四）守护生态空间：推动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防范数字生态风险

　　攻关低功耗芯片、液冷散热等绿色计算技术，推进“西数西算”协同布局，通过模型压缩、知识蒸馏降低能耗。制定人工智能绿色发展专项规划，给予节能企业税收减免与绿色信贷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在环境监测、污染防治中的深度应用。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构建人工智能绿色发展指数，推广碳交易、绿色电力证书等工具。

　　（五）协同开放空间：构建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开放治理体系，破解数字霸权

　　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坚持发展优先，反对技术封锁，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人工智能能力。建立多层次国际研发合作平台，促进创新要素全球流动。设立国际人工智能安全预警中心，完善国际法律协作体系，推动形成全球公认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加强军事化应用的国际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