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在经济、社会、政治、文明等各个方面由传统走向现代所经历的剧烈变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计划，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总结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同时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基本特征和重要原则，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般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石，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为保障，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现代化产业体系较过去提出的现代产业体系，更强调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与五大特征的系统性能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显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服务的，它是后者的经济基础，是其基本的物质技术支撑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与纲领。以上是总体层面的基本认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尚需进一步精准把握以下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通过哪些机制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五大基本特征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第二，基于上述战略目标与特征要求，为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十五五”时期产业政策的主要政策取向如何把握？
既有研究对本文核心命题的关注相对不足。多数文献或仅聚焦于某一特定范畴展开分析，或围绕相关议题进行延伸探讨。首先，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演进逻辑、内涵特征与建设路径，现有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讨论。一是从产业体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产业体系特征出发，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要遵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又要在任务、时间、要求等方面协同推进，以实现赶超。二是从宏观层面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意义、内涵特征、现状挑战等进行梳理，进而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任务与实现路径。三是从要素驱动与微观治理视角，聚焦各类要素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作用，讨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新质生产力、实体经济、数字经济、超大规模市场等关键要素的赋能机理 ，同时关注产业链政策、链主治理等现代化产业体系治理的新方向。其次，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部分研究将中国式现代化五大基本特征与2035年远景目标作为对照，总结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并识别主要发展差距。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在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时，更强调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作用，而较少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我们从更为具体和微观的层面，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五大基本特征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一核心任务，适配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产业政策新取向。同时以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为抓手，将战略目标与基本特征所提出的要求，与产业政策的着力方向贯通起来。完整性强调产业门类齐全、全产业链及其对超大规模市场与就业的支撑能力；先进性强调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安全性强调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风险防控能力，统筹发展与安全；等等。
二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一） 理论逻辑：战略目标引领下产业体系螺旋式演进的内在机理
产业体系是经济体系的主体内容。高培勇等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由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机制、产业体系和增长阶段四个核心要素构成，呈现要素依次传导、螺旋式上升的演进特征。基于这一框架，本文进一步细化了产业体系的内部逻辑，并将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和终点，从而刻画出“战略目标—主要矛盾—资源配置—产业升级—增长阶段”的螺旋式演进路径（见图1）。其运行机理为：第一，国家战略规划体系以制度化、清单化方式将阶段性战略目标嵌入经济体系中，通过“目标—指标—任务”的分解统筹重大政策、改革与项目，强化跨部门协同与规划连续性，为经济体系内部的机制传导与政策执行建立统一的目标约束与行动框架。第二，经济体系的内部传导以产业体系升级为关键环节：社会主要矛盾决定资源配置机制及其制度安排，并进一步塑造产业政策范式；产业政策作用于产业结构与产业链能力，推动产业体系升级；产业体系升级最终体现为增长阶段转换与发展质量提升，并反过来检验阶段性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第三，在反馈与升级机制作用下，现代化进程呈现螺旋式上升：前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实现将转化为下一阶段发展的初始禀赋，并推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新矛盾生成，从而开启更高层次战略目标的新阶段。
图1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国产业体系建设的螺旋式发展机制
深入来看，这种“螺旋式上升”机制之所以能持续运转而不发生断裂或停滞，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这一机制提供了三方面的制度支撑：
第一，所有制结构发挥“战略锚定”功能，确保体系演进方向的稳定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奠定了国家战略有效引领经济体系的基础逻辑：一方面，公有制在关键领域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将安全、自主可控与产业链韧性等要求落实到关键行业与关键环节，从而提升外部冲击下的体系韧性、降低偏离风险。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也有助于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与敏捷性，使企业更快响应战略信号和市场变化，把战略导向转化为投资、创新与产业迭代的现实动力。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动力生成机制”，提升机制运行的效率。其核心在于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一方面发挥市场在提高效率、激励竞争和优胜劣汰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的补位与兜底功能，通过完善市场体系、补齐基础研究与公共基础设施短板，并在高风险、长周期领域适度分担风险，从而将战略要求更稳定地转化为产业升级与增长动能。
第三，分配制度提供“价值导航”，促进“矛盾转换—目标迭代”的反馈链条畅通。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既能够保持劳动激励、增强供给能力，也可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式推动需求结构升级。当需求升级与供给结构出现阶段性不匹配时，往往会以新的矛盾形态显现，进而推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调整战略目标与政策重点，实现目标的迭代升级。
（二） 政策供给：产业政策范式迭代对产业体系的塑造机制
从历史实践看，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在供给侧映射为计划经济下的产业发展计划与市场经济下的产业政策范式，整体呈现由计划集中配置向选择性扶持，再向功能性与普惠性并重演进的制度逻辑。
1 阶段一（1949—1978年）：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目标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1953年启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端和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起点。1954—1960年间，毛泽东同志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多次发表谈话，提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提出发展国民经济“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受此目标牵引，这一时期产业体系建设以重工业为重点，通过集中配置工业资源，逐步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基础重工业体系 ；但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
2 阶段二（1978—2012年）：小康目标下的选择性扶持与出口导向型规模扩张
1978年后，“小康之家”“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目标逐步确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性路标。 在此引领下，产业政策被引入并成为体制转轨的重要方式：通过税收优惠等差异化扶持工具，实施扶优扶强，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确立“世界工厂”地位，推动工业结构由重工业畸重向轻重协调转变，形成了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二、三、一”产业结构格局。该阶段实现了产业规模的跨越式增长，并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进而有力支撑了宽裕型小康社会这一阶段目标的实现 ；但对要素投入与外部市场依赖较强，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面临“大而不强”的结构性挑战。
3 阶段三（2012—202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的功能性政策强化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新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产业政策进入调整转型期：一方面以“三去一降一补”等举措加快清理落后产能、降低企业成本、补齐发展短板；另一方面政策取向更强调功能性产业政策与产业创新政策，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改善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支持技术创新与扩散等方式提高供给质量。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占比提升，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且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4 阶段四（2022年至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下的功能性和普惠性并举与产业链韧性重塑
党的二十大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在此战略目标引领下，产业政策更加重视功能性、普惠性产业政策工具的运用，并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统筹质量、效率、公平、安全与可持续 ：在关键领域，依托新型举国体制聚焦“卡脖子”环节，以专项攻关、“揭榜挂帅”等方式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在通用领域，更强调功能性和普惠性工具，通过减税降费、标准引领、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培育等激发全局创新活力。
（三） 需求层面：需求结构变迁对产业体系演进的牵引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通过重塑消费、投资与出口的需求结构，牵引主导产业更替与产业体系演进
阶段一（1949—1978年）：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目标下的投资主导与生存型需求并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战略重心在夯实工业基础与保障国家安全上，总需求结构以国家主导的投资与建设需求为核心，居民消费长期处于生存型与供给约束状态，整体发展方式更强调内部积累与自给能力。需求侧取向推动资源更多投向能源、钢铁、机械、国防等重工业部门，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与之相对，面向居民消费的轻工业与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消费品供给较为紧张。
阶段二（1978—2012年）：“小康”目标下的消费扩张、投资加速与出口导向共同牵引。改革开放后，“小康”目标逐步明确并阶段性推进，需求侧呈现消费扩张、投资加速与外需拉动并行的格局。一方面，居民从解决“穿衣吃饭”到追求功能与便利，带动食品、纺织以及耐用消费品等产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投资需求持续扩张，叠加吸引外资与产业转移，强化了制造业体系的规模化与配套能力；同时，出口导向与全球化机遇使外需成为重要增长来源，推动制造业产能扩张与规模化生产。
阶段三（2012—202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的服务消费升级与投资边际效率下降。进入新时代，消费结构从商品型向服务型、品质型升级，信息、教育、文旅、康养等服务需求增长明显，推动服务比重上升并带动相关产业生态扩展。与此同时，投资需求从传统基建与房地产驱动逐步转向创新、先进制造与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作用，促使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在外部环境变化与全球需求波动加大的背景下，外需对增长的贡献呈现更大不确定性，促使产业在技术、品牌与产业链安全等方面提升韧性与竞争力。
阶段四（2022年至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下的需求结构升级与新发展格局构建。当前需求侧虽呈现为个性化、品质化、服务化、数字化升级趋势，但受制于内需不足与供需结构性错配，消费潜力释放面临制约。国内需求侧牵引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扩大服务消费与新型消费场景释放被抑制的潜在需求；另一方面优化投资结构与效率，更多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与现代化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标引领下，出口更强调稳规模与优结构、推进市场多元化与提升贸易竞争力，以更好地服务国内产业升级与安全韧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四） 国际比较：产业体系演进路径差异及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
从全球视角看，各国产业体系演化路径的差异根源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职能定位以及全球化参与方式的不同。本文选取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作为典型参照，剖析不同现代化模式下产业体系演进的路径特征，以突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特征与制度优势。
1 英美：资本主导的市场内生演化模式
英美现代化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遵循资本逻辑主导的演进法则。 产业体系总体呈现市场主导的内生演化特征：早期政府干预有限，更多充当“守夜人”；产业随市场选择实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服务业比重上升的结构演进。其全球化参与方式具有扩张性，英国主要依托殖民体系，美国主要依托霸权规则获取资源并输出制度安排，从而较早实现现代化。但在资本逐利与金融扩张推动下，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对实体经济支撑减弱，出现“过度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并伴随贫富分化与社会分裂，产业体系的包容性不足。
2 德日：国家干预下的工具理性追赶模式
不同于英美的内生演化模式，德国与日本的追赶型现代化更依赖国家能力与产业干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以追赶式工业化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目标。国家通过产业政策、金融支持、技术引进与组织协调等方式强化资源配置，引导产业体系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压缩式追赶。在全球化路径上，两国更偏适应融入型，即通过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形成比较优势，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德国依托“隐形冠军”企业和职业教育体系，日本借助政企协同与“引进—模仿—创新”的技术路径实现追赶。但其核心逻辑仍服从于资本积累与国际竞争，社会政策更多承担稳定预期、缓冲结构调整成本与协调要素关系的功能，因而，该模式难以从制度层面根本化解效率与公平的深层矛盾。与此同时，德日对外需与既有国际规则体系依赖度较高，外部压力上升时，两国政策回旋空间被压缩，战略自主性相应受限。
3 中国：战略共生下的并联式融合模式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遵循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又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形成战略共生的制度安排。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产业体系建设不能简单复制英美服务业主导、制造业外迁的路径，也不能照搬德日专精于特定优势领域的路径，而必须走一条更均衡、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综合性道路，使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共同富裕等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第二，中国走的是战略引导下的并联式融合发展路径，即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甚至同步发展，并提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水平。第三，中国坚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深度融入全球分工的同时推动规则与格局重塑，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由此，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被赋予支撑民族复兴的重大使命，并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更深层次的战略共生关系。
三 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决定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深刻指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方向，其引领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式现代化五大基本特征引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机制
（一） 人口规模巨大：以创新释放规模优势，夯实完整性与安全性，维护公平竞争并稳就业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14多亿人口不仅奠定了超大规模市场基础，也决定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同时强调完整性与安全性，以公平竞争提升市场效率，并兼顾就业。
第一，筑牢完整性与强化安全性。超大规模人口孕育出需求总量巨大且层次丰富的超大规模市场，这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和产业链条完整；否则，关键环节供给缺失或过度依赖进口，安全性难以保障。例如，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会削弱产业升级的自主性；粮食、能源等基础领域一旦发生供给冲击，则可能影响民生与社会稳定，进而放大为系统性风险。
第二，以创新为支撑，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分工与规模经济优势。在创新资源较为充足，创新能力持续的前提下，超大规模市场可通过分工合作不断细化，各环节形成规模经济，推动产业链自发延伸完善，并提升体系韧性。不仅如此，市场分工深化还会带来外溢效应：一是摊薄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例如烤鸭产业对鸭副产品进行全价值链利用，有效分担了主要成本 ；二是降低治理成本、助力绿色化转型，例如多地形成垃圾“回收—处理—焚烧发电”的产业链，实现变废为宝。
第三，保障公平竞争，防止超大规模市场失灵。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时，超大规模市场也可能存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若上游养殖环节存在垄断，将抬升下游加工成本，削弱终端成本优势；进入壁垒还会阻碍更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导致产业链活力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与整体效率。因此，必须把反垄断、促公平作为建设重点，保障市场主体活力。
第四，构建就业友好型产业体系，在升级中稳就业。人口规模巨大既提供充足劳动力，也带来了突出的就业压力，且部分高度自动化的技术路径对就业具有排斥效应。若产业体系过度追求“唯技术论”，例如以智能机器人全面替代人工，可能在短期内挤出大量就业，加剧失业风险并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产业政策在提升产业效率与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审慎把握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平衡，推动形成就业友好型产业体系。
（二）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中等收入群体壮大推动供给升级、要素优化配置与产业链韧性提升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分配过度平均，宏观上可能引发“排浪式消费”，造成产能建设与需求释放周期错配；收入差距过大，则易造成中低端产能相对过剩与高端消费外流，进而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因此，确立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地位，是产业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了三方面要求：
第一，顺应中等收入群体扩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收入分配更多向中低等收入群体倾斜后，中等收入群体扩张，居民消费由“生存与便利”转向“品质和服务”，产业体系应顺势扩大质量更高、服务更好、品牌更强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减少低端同质化扩张，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从而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二，引导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源回流实体，夯实创新基础。中等收入群体壮大，提高了家庭承担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能力，有利于营造投资于人的环境，缓解低收入群体的“低端锁定效应”，为中高端产业供给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同时，要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导致脱实向虚：在实体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情况下，部分高收入人群可能为了短期收益将资本过多投向金融市场，挤压创新投入并吸引人才流入金融部门，削弱实体产业根基。因此，应以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托底，降低家庭教育培训负担，并通过产教融合、职业技能培训与技能导向薪酬制度提升技能供给与岗位吸引力；同时配合金融监管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引导长期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领域与关键技术环节，实现要素的动态均衡配置。
第三，以扩大内需带动中小企业成长，促进产业梯次有序转移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收入分配改善带动内需市场规模扩张与稳定性增强，产业体系需将需求增量转化为稳定订单与配套生态：通过链主企业订单牵引与平台协同，使中小企业拿得到订单、融得进配套，在增强链主企业带动能力的同时培育配套体系，提升产业链韧性。例如海尔卡奥斯通过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链主企业与中小企业深度协作，建立数据中枢，共享智能制造生态。与此同时，中西部拥有7.5亿人口且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市场潜力释放使需求空间分布更趋均衡，产业体系相应需要推动产业链向内陆纵深延伸、分散供应链风险。为保障产业梯度转移顺畅进行，还应进一步完善中西部营商环境与基础设施。
（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实现物质层面的扩张与升级，也要更好地承载精神文化需求。落实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键在供给侧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适应需求侧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精神享受”升级的趋势。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202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1.37万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贡献率已达63%，表明居民消费结构明显向服务型升级。这一变化催生数字创意、文化旅游、体验经济等新增长点，也要求产业体系在产品供给中注入文化价值与人文关怀，推动文创、数字内容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附加值。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服务业是精神产品与精神体验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第一，推动文旅、餐饮、休闲等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直接承载品质化、体验化需求；第二，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业补短板、强供给，更好满足基本公共需求；第三，引导研发设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发展，为制造业注入技术与知识要素，赋能实体经济升级。三类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构成连接物质生产与精神需求的产业枢纽。
2024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6.7%，六大门类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约为59.1%。总体看，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仍有提升空间：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最为活跃，但供给结构仍需优化，例如文旅体深度融合空间较大；公共服务业仍存在短板，养老、文化建设等方面供给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量与比重偏低，主要矛盾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不足、潜在需求尚未充分释放。 因此，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尤其要以生产性服务业壮大来赋能制造业升级。
（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推进产业绿色化转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摒弃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老路，打破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二元对立的必然选择。 其落地的基本要求，是推动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生态治理虽然需要成本投入，但不能将其视为纯粹支出；相反，应将环保投入视为内生的财富创造过程，认识到生态治理是价值投资，环境质量本身就是重要的经济资产。
第一，推动产业发展理念与评价体系转型。要在国家战略安排、企业决策和社会公众层面摒弃唯GDP论，将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碳排放强度等纳入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与约束条件。要让企业认识到，绿色转型并非“沉没成本”，而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顺应人民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培育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第二，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重构产业结构与产业链。一是推进生态产业化，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生态资源资本化运作，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要素作为特殊资产，按照市场化、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方式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催生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二是推进产业生态化，按照绿色、低碳、循环要求改造生产过程：推动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引入循环经济模式与清洁生产技术，将生产活动全过程纳入生态循环体系，实现绿色转型。三是强化两者协同增效，带动绿色产业扩张升级：产业生态化带来的技术与设备需求，将拉动新兴绿色产业规模扩张与技术迭代，而绿色产业能力提升又将反向支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化发展，形成协同增效。
（五） 走和平发展道路：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与安全可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要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落实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键在于统筹开放与安全：既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实现合作共赢、增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又要在深度融入全球分工的同时筑牢安全屏障。
第一，以合作共赢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是中国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超越单纯市场份额争夺，转向依靠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形成内生比较优势。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各国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产业优势互补、市场互通。依托“一带一路”与RCEP等国际合作机制，中国企业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定扩大制度型开放，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促进资本、技术与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升级，推动由“世界工厂”向“制造强国”“智造强国”跨越。
第二，以包容性发展增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封闭的内循环，而是坚持开放发展：通过技术转移、产能合作、产业链供应链互补，助力全球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促进全球中等收入群体扩容，为全球共同富裕贡献中国力量。包容性发展理念引领中国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在绿色技术、数字治理、公共卫生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赢得国际信任与合作基础。
第三，以共同安全筑牢产业体系发展根基。和平发展道路并非回避矛盾，而是倡导以对话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与冲突，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稳定外部环境。对外，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积极参与信息网络、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营造可预期的国际环境。对内，将产业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坚持在开放中守住安全底线，着力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确保在深度融入全球分工的同时掌握战略自主权。
四 基本研究结论与“十五五”政策取向
本文从战略目标演进和基本特征两个维度，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机制，基本研究结论如下：
其一，战略目标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理论层面呈现“战略目标—主要矛盾—资源配置—产业升级—增长阶段”的螺旋式演进路径；政策供给层面显示，战略目标推动产业政策由选择性转向功能性、普惠性与安全导向并举，从而重塑产业体系的结构与能力；需求层面表明，战略目标引导需求结构从外需与投资主导转向以内需扩张和服务化升级为主，从而牵引产业结构优化与韧性提升；国际比较层面显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战略引导与制度供给，把产业演进规律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统一起来，走出一条更均衡、更韧性以及在开放中合作共赢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路径。
其二，五大基本特征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要求通过创新释放规模优势，筑牢产业体系完整性与安全性，维护公平竞争并稳就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以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带动供给升级，引导要素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聚集并提升链条韧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推进产业绿色化转型；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求在高水平开放中提升竞争力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并守住产业安全底线。
上述分析表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与基本特征的引领，也需要产业政策的系统推进，从而以高质量产业体系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并加速其进程。对此，“十五五”期间产业政策应锚定中国式现代化战略要求，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核心任务，协同提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主要政策取向如下：
（一） 夯实完整性：稳制造、强融合，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
第一，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与先进制造业骨干地位。面对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区域化和本地化趋势，以及国内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空间布局分散化等因素对制造业比重形成的挤压，政策需从三方面精准发力：一是稳制造，强化产业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各类要素更多投向制造业领域，防止脱实向虚与泡沫化倾向；二是优布局，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导制造业在区域间梯度转移与集群化发展；三是强配套，发挥全门类工业体系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土配套率与供给稳定性，为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供坚实的产业载体，夯实就业吸纳能力。
第二，壮大“服务经济”，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互促。以“两业融合”为主线，提升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嵌入度与增值能力，构建“制造+服务”全链条生态。一是引导产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发展定制化生产、共享制造与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整体解决方案供给能力，延伸产业链；二是依托工业互联网深化设备互联与数据交互，以数据驱动实现供需精准匹配，通过供应链集成优化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配置，降低交易成本，织密供应链网络；三是建设两业融合示范园区，搭建协同平台促进资源共享，发挥链主企业订单牵引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链入群”与专精特新发展，夯实配套能力，增强产业生态的完整性与稳定性。
（二） 强化先进性：改造旧动能、发展新动能，重塑产业技术竞争优势
第一，推动“三型制造”融合与“技改数赋”，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针对传统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应坚持发展新动能与改造旧动能并举，以提升效率、能效与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推动传统生产力向先进生产力跃迁。一是推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的“三型制造”深度融合，改变单一的生产制造模式：以智能制造提升生产组织与决策效率；以绿色制造构建全生命周期低碳体系，提升能效与资源利用效率；以服务型制造推进产品服务化与整体解决方案供给，发展远程运维与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质量可靠性、响应效率与持续增值能力。通过三者耦合提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二是以技术改造与数字赋能激活传统产业升级动能。围绕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传统行业，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和流程再造，推动产线向高效、低碳、智能方向迭代。深化数字赋能，深度融合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推进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与智能决策，强化质量管理、成本控制与精益运营。在此基础上，以技术创新与模式变革重塑升级动能，推动传统产业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效率提升与创新驱动转变，实现生产效率、能效与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提升。
第二，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形成动能接续的产业梯队。一是壮大新兴产业。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为牵引，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围绕光伏、风电、氢能与储能等完善清洁低碳能源体系，推动高性能复合材料、先进半导体材料等关键领域形成自主稳定供给能力。二是布局未来产业。瞄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建立健全跨领域协同创新机制，打通“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化—场景应用”全链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未来经济增长点。
（三） 保障安全性：补链强基、韧性支撑，完善产业风险治理体系
第一，实施补链强基行动，提升关键领域自主可控与供应链韧性。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与断供风险点。一是补短板、强攻关，识别关键薄弱点与“卡点”“断点”，突出基础零部件、关键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底层能力建设，集中资源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瓶颈，加大原创性与工程化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转化与应用落地，提升关键环节自主供给能力；二是促协同、建体系，推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合作与资源整合，完善链主企业牵引、平台协同的组织机制，强化联动创新与成果落地，形成安全高效、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链体系；三是稳供应、强防控，健全供应链体系与应急备份机制，增强关键基础材料和部件的持续供给能力与抗冲击能力，并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强化规则标准对接与国际标准参与，提升规则适配能力与制度性话语权，增强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安全保障能力。
第二，建设智能化、韧性化、可持续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系统抗风险能力。基础设施的安全可靠与韧性水平，关系产业链供应链在冲击情境下的连续运行能力。一是要提升基础设施运行状态的智能感知与动态调控能力，融合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技术，实现基础设施实时监测与联动调度，提升系统响应能力与运行效率；二是健全长效运维与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极端情境下的关键功能维持、应急保供与快速恢复水平，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安全、稳定、高效的“硬支撑”，提升系统韧性与应急保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