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独立性”问题关乎中国人民精神风貌的塑造，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支撑与前途命运。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精神独立性”，意味着在精神上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从自在走向自觉、从自立走向自强，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立足于唯物史观，进一步开掘“精神独立性”的科学内涵、叙事理路与发展逻辑，对于中华民族在思想与行动双重自觉的高度上持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

　　“精神独立性”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确切地说，它是现代文明诞生之后所呈现的一个根本性文化特征。对“精神独立性”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指一种不依赖、不附庸的精神自由状态。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段关于 “精神独立性”的重要论述，至少有三层深刻意涵：一是将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确立为塑造“精神独立性”的前提性条件，这意味着我们既要以历史思维把握本民族独有的文化资源，又要以问题意识推动本民族的文化实践创新；二是阐明了“精神独立性”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鲜活呈现，其体现于从中国道理到中国经验再到中国理论的螺旋式贯通；三是摒弃了盲从教条与照搬理论等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论阐释方式，使得塑造“精神独立性”的原则性要求获得了创新性理解。站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时代节点，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与诸多未知挑战，中华民族亟须将对自身“精神独立性”的认知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引之下，进一步阐明“精神独立性”的形成前提、发展动力与交往自觉等关键问题，以此确定“精神独立性”的基本内涵与内在结构。

　　（一）“精神独立性”的形成前提：精神领域的生产实践

　　“精神独立性”作为精神的自我规定，其成熟程度总是伴随着历史进步而不断提升。欧洲现代文明的起点——启蒙运动，昭示了人类必将走向精神独立的历史趋势。康德曾明确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其中的关键正是以勇于运用自身理性为标志的“精神独立性”。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自由不单是一种在他物之外，而且是一种在他物之内争得的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换句话说，具有“精神独立性”的主体，拥有不为他人所转移、所轻易影响的精神定力，并能够自主选择精神进步的发展道路，进而实现主体精神自由状态的持存。马克思虽未直接就“精神独立性”展开论述，但他首先确立了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的人的思想观念活动的物质基础，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唯物史观为论证“精神独立性”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它将“精神独立性”的存有问题置于具体的物质生活实践之中，并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将“精神独立性”的发展自觉引向一种“创造历史”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纳入总体性的物质实践活动范畴，视其为现实的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活动环节，进而彰显“精神独立性”之“精神”的物质本性与实践特征。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将精神生产抽象为囊括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人类能动活动，把人的心灵、精神与认识活动抬升至超拔的绝对性存在，这种对人的精神生产的片面强调与理解，将一切现实劳动简单归结为精神劳动，使得人的现实生活蒙上神秘主义色彩。其后果是，无论是人的精神交往，还是民族国家的独立精神，都陷入一种“从精神到精神”的难以自洽的话语矛盾。而在马克思这里，精神生产一开始就处于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等全面系统的社会生产结构之中。“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因此，探讨“精神独立性”是否存有的前提，并不是直接阐释精神的独立性，而是首先要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确立精神生产的实践基础，说明精神生产的主客体、整体形态及具体方式等基本问题，之后才能进入对“精神独立性”的形而上建构。

　　从精神生产作为“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的层面来看，“精神独立性”体现于人类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之中。“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由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差异的基础上，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特征，使得精神生产拥有了不同的精神来源、精神表现与精神气质。就精神生产而言，“精神独立性”描述的是精神实现自由发展的状态。但更深层次地看，“精神独立性”存在的实质根源在于精神主体对自身独特的、历史的精神文化资源进行转化激活，使这些具体的、特有的、鲜活的精神文化资源成为“精神独立性”的存在本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意味着，各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并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客观物质条件，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千篇一律的文明计划或所谓“普世价值”中丧失自身的“精神独立性”。也正因如此，不同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精神文化资源，成为当下塑造多元差异的民族精神的现实前提与条件，使得“精神独立性”成为一个民族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产物。

　　（二）“精神独立性”的发展逻辑：对象化过程中的内在冲动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所进行的劳动，无论是物质劳动还是精神劳动，都是“对象化”的过程。在这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得到了充分印证。“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的精神生产劳动才处于一种持续创造与生成发展的对象化之“化”的动态过程中。黑格尔同样认识到精神生产涉及主客矛盾的现实劳动，他认为：“精神概念的全部发展只不过是展示精神从其一切与概念不相符合的定在形式里的自我解放；这样一种解放的实现是由于这些形式被改造成为一个与精神的概念完全适合的现实。”然而，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替代了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在置换“对象化”的主体之后，进一步剥离了精神本身的物性，导致精神生产的对象化无法触及人的现实生活。马克思指出，“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在他看来，精神生产的现实性、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人的实践，精神生产的对象化直接体现为“现实的人”的劳动的现实化。精神生产的现实性丝毫不亚于物质生产，其客观基础是人类对客观实在的文化实存与符号体系进行认识和改造，其能动性则表现为人类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生活，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对客观的文化现象进行改造。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劳动者将自身的内在本质外化于劳动对象，并创造出相应的劳动产品。据此理解，“精神独立性”指的就是精神生产的主体能够自主占有精神发展的资源与工具，进而展开精神产品创造的一种精神状态。

　　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隐含着一条从“精神自在”向“精神自为”发展跃迁的内在逻辑线索。精神生产作为现实的人得以“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的重要方式，要求主体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持续组织、激发和调动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要素，以此推动精神不断发展。“现实的人”直接作为对象化精神生产的实践者，将自身的内在本质外化于精神劳动的全过程。“生物不只是外在观察者的对象，而且还具有一种自为存在和内在存在（Fürsich- und Innesein），在这种自为存在和内在存在中，它们意识到自身，这一事实乃是它们的一种本质性标志。”因此，精神总是难以掩盖自身从“自在”向“自为”发展的冲动。具体而言，精神自在是精神原初的现实存在状态，精神自为则是精神展开自身创造性意义的发展状态。不同于黑格尔认为的“绝对精神是永恒地在自身内存在着的、同样是向自身内回复着的和已回到自身内的同一性”，马克思否定了精神自在自为的内循环式的存在，认为：“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也就是说，人能够通过精神劳动创造来实现“精神自在”向“精神自为”的发展。“精神独立性”的萌芽与发展，正是伴随着这一精神生产过程而开始的，因为“精神的真正的历史只是在一切自然的偶然性终止的时候，在精神自我发展的时候，在自我意识成熟和精神的活动明显地形成的时候才开始”。进言之，现实实存的“精神自在”通过精神主体有意识的对象化劳动融入现实条件之中，并以新的呈现形式再次进入新的对象化过程，从而实现“精神自为”的现实发展。在这里，“精神独立性”并不仅仅意味着现实的人对精神资源、工具和对象的占有，更深刻体现为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彰显精神劳动的能动性、创造性与超越性。因为，当精神从本我状态向超我状态寻求突破性发展之时，具有独立性的精神主体若无法有效整合各种精神要素进行精神文化创造、促进精神文化生长，那么精神内涵就难以得到丰盈与更新，精神发展的“活”的状态也会陷入停滞。

　　（三）“精神独立性”的交往形态：世界历史中的精神自主

　　“精神独立性”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与现实实践中孕育的产物，既要置于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中进行探源与思考，也需要放在多民族多文明交往发展的世界历史视野中进行自觉审视。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表明，民族国家的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多民族多文明的历史，精神生产也随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交往活动。“精神独立性”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相一致，因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尽管这在历史上曾起到非常重要的革命作用，但对于那些“未开化和半开化国家”来说，精神压迫与精神侵略的历史事实仍然存在。不仅如此，一些历史学家还将东方民族国家排除在世界历史的行进发展之外，认为“这些东方民族国家是永恒静止不变的，这对探求世界历史的内在运动的历史学家而言，毫无意义”。可见，“精神独立性”并不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产物，相反，这一问题凸显于资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中、扎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普遍发展的世界历史中。并且，“精神独立性”也必将在民族国家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在当今多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世界格局下，“文化中心主义”“文明优劣论”“文明同质论”等各种文化霸权主义论调，仍然影响着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甚至对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构成了威胁。“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样，“精神独立性”的实现，只有在独立的民族国家框架内才具备现实可能性。尤其是对于后发的、走外源性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现代民族国家建制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落后现实，决定着其精神生产或精神建设必然不同于先发现代化发达国家。但是，实现民族精神的独立并不意味着与世界历史相割裂。马克思在人类解放的世界实践中把握到了精神生产的普遍性要义，认为只有当不同民族的精神生产与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朝向一致的发展方向时，“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伴随着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进程，不同民族的精神生产唯有始终秉持面向人的解放这一发展自觉，才能确保“精神独立性”真正落实到人的精神自由发展本身。

　　从精神生产的历史逻辑转向当代实践场域，“精神独立性”已然成为现代化的内在品格，现代化也构成了“精神独立性”的阐释语境。正如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精神独立性”并非抽象的价值悬设，而是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历史性能力。这种能力使民族国家既能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能推动自身文化基因实现创造性转化。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正面临着双重历史使命：既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确立自主道路；又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五千余年文明积淀转化为现代治理的精神资源。这一伟大进程本质上正是“精神自在”向“精神自为”跃迁的中国表达，其特殊性在于，它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文明有机融合，从而构建起一种既扎根中华大地又胸怀天下的现代化文明形态。这种探索不仅回应了世界历史背景下民族精神独立的时代命题，更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精神独立性”重思

　　“精神独立性”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话语的更新与再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中华文明所描绘的现代化叙事图景，在价值论层面为“精神独立性”确立了精神维度的核心指向。“精神独立性”接洽于这一话语背景，其内涵展开需要深度融入主体性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以及对崇高精神的追求，进而精准锚定“精神独立性”的叙事坐标。也就是说，“精神独立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获得表现形式，中国式现代化彰显着“精神独立性”的内在本质。

　　（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确认“精神独立性”的自觉主动意识

　　塑造“精神独立性”是现代化从“精神被动”向“精神主动”转变的应有之义。当人类文明步入现代化发展轨道，精神独立与精神依赖、精神无根、精神迷茫等状态间的矛盾就成为“人的现代化”面临的深刻问题。这是因为，现代精神生活中多元文化的交流、融通与碰撞，一方面激发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渗透、同化乃至压迫的风险。就后者而言，这正是主体缺乏精神定力的一种表现，使得主体难以坚定对自身精神文化的认可与自信，进而可能陷入精神颓废、精神挫败、精神虚无的消极状态。“现实世界有诸多因素遮蔽或限制了这种本质性特征，导致人的精神在特定历史阶段处于整体被动的状态，难以实现独立自主。”精神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其主动性体现了具有生命意志的人所拥有的自觉能动性。同理，一种精神文化之所以具有独立性，正是因为其主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精神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打交道时，主体既把客体纳入主体的活动范围中，同时又体验到客体的自在特性。对于主体来说，客体既是自在的，又是为我的。”因此，当一种现代化方案具备独立自主的文化生产主体意识时，便能够在继承自身精神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本我“民族精神”的更新与创造。这实质上正是一个具有“精神独立性”的现代化方案，在实践中施展主体之“主体性”的具体形态。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确认“精神独立性”的主体性自觉、回归自身的精神文化根脉，一方面体现于对一个国家民族精神何以独立的自知与自明，另一方面体现于对民族精神文化生产主体地位的确证。就前者而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劫难，在此背景下，能否有效应对与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冲击与侵蚀，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独立与延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而“站起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充分显现出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地改造与发展自身精神文化的强大主体意识。

　　“正如我们评判一个人是否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标准是他是否具有理性的判断能力一样，一个民族是否存在也要从是否具有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来加以判断。”就后者而言，国家、民族的精神始终处于精神文化独立自主发展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还是中华民族，都在通过自身独立且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文化生产实践，塑造本国、本民族的独立自主精神。这一精神既凝聚着各种活态的精神文化要素，又将自身对象化于丰富各异的精神文化生产实践之中，通过精神聚合与精神映射的双向互动，进而完成对民族、国家精神的深度刻画。习近平将“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相联系，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在文化创造实践中自我意识彰显的表现，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源头、特色与发展趋向的深刻自明。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挖掘“精神独立性”的内在主体性，就是将人民群众视作精神文化生产、享有与发展的主体，既要让本民族精神文化为人民群众所传承发展，又要让人民群众的现实实践丰富与升华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从而将塑造“精神独立性”的历史使命建基于最广泛、最具生命力的人民群众的精神创造实践。可以说，塑造“精神独立性”，一方面能够使文化主体充分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充分理解中华文明实现自我持存与自我发展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塑造日用而不觉的“精神独立性”，既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步骤，也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民群众与文明演进客观规律内在统一的必要前提。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塑造彰显“精神独立性”的文化生命体

　　自主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等方面的理论表达，它承载并彰显着民族精神、发展意志与价值理想，是“精神独立性”的直接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构建自主话语体系，通常需要依托共同的思想理论、发展经验与精神文化，以具有自身鲜明特质的逻辑形式和阐释方式来理解本国本民族的文明历史。同时，通过历史实践与具体现实的对话，实现话语的更新与创造，从而在社会思潮的博弈中彰显自身的话语定力，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独立性”不是从“书房”里设计出来的，更不是从其他民族“借来”的文化样板，而是在“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中持续激活本民族文化生命力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精神文化实现“现代”转型与自我觉醒的基础与依托。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植根于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史。从精神内涵来看，“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从“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到“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道德修养，中华民族对精神的观念性表达始终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器物文化、艺术文化等丰富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身份标识与情感纽带，更是其“精神独立性”的重要体现。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创造了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这一“强大精神支撑”，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自主运用，以独具特色的形式鲜明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黑格尔认为：“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换句话说，一个民族若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深刻重构与发展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便难以避免地会在精神认同的现代性危机中陷入精神软弱与自卑，更无从谈起生成与塑造“精神独立性”。2019年8月，习近平在考察敦煌文化时强调：“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这清晰地指出，提炼和转化“精神独立性”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阐明中华民族精神何以独立、以何独立的重要史学视角。这种视角要求我们以一种“跳出历史发展历史”的自觉，深刻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特色，从而塑造并发展彰显“精神独立性”的文化生命体。

　　“精神独立性”的历史性视野，还体现在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文明冲突和挑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之中。如果一个国家在“能不能”掌握话语权的问题上丧失主导地位，便无法在话语体系“好不好”的价值评判问题上进行自我主张，这事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独立性”能否塑造以及如何体现的根本问题。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旧的文化生命体已濒临解体，新的文化生命体尚未孕育成长，新旧文化生命体之间形成了“真空地带”，这使得中国人不仅面临文化认同危机，精神上也逐渐陷入消极与被动的境地。在这一应对“挑战”的动荡时期，“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体中用”等思想文化主张纷纷登场。然而，这些方案或是完全弃绝中国传统文化而拥抱西方文化，或是眷属古代封建荣耀而主张复古守旧，使得谋求独立自主的中华民族进入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说的“文明的停滞”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成功开辟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精神独立自主的觉醒之路。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曾在应对一系列“文明挑战”的激烈冲突中一度丧失；但也正是这段艰难的历史进程，使得“精神独立性”的提出对于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而言更具意义和价值。

　　（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中树立“精神独立性”的崇高地位

　　崇高意味着至上与无限，康德曾指出：“我们把那绝对地大的东西称之为崇高。”崇高之“大”在于视野之大、格局之大、追求之大，“民族精神的崇高”或是“崇高的民族精神”就是在表达一个民族的精神所体现的宽广视野、博大格局与高远追求。习近平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自古以来，崇尚崇高便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与优良传统。无论是“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的义利观，还是“存理灭欲”的理欲观，都强调精神崇高的向“上”塑造与崇高精神的向“下”引领，这些优良传统深刻涵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精神品格。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树立“精神独立性”的崇高地位，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崇高的良好风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一方面，“精神独立性”彰显了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推崇。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精神之所以具有独立性，是因为这个民族认识到自身精神文化的独特性与内在优势，从而增进民族成员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尊崇与敬重，赋予整个民族赓续精神文化、推动其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精神独立性”能够有力促进本民族精神文化追求崇高境界。追求崇高体现为一种超越有限、臻于无限的激情和动能，“精神独立性”的塑造需要与精神同化、精神压迫等困难进行积极抗争，这就需要以追求崇高的强大意志来树立与捍卫自身的独立精神。尤其在当今社会，面对意义迷失、价值匮乏等现代性危机，转向强调挖掘本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塑造真实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文化，对于探索和建立符合中华民族特质的现代化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独立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华文化的独特积淀与中华文明的成就经验，它以一种“大写的历史感”建立起一种崇高感。然而，“精神独立性”并不只是与宏大的话语体系相结合，成为宏大叙事的象征符号，而是深深融入实际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推动精神文化创造从“个体小我”到民族精神文化“宏大叙事”实现再进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观察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非遗热”“考古热”“博物馆热”等精神文化溯源现象持续升温，“文创产品”“历史街区”“文化场景”等精神文化实景呈现日益丰富，这些独具中华文化特色、契合中国人民价值观的文化生产活动，不断发挥着以文化人、以文化物、以文化世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精神独立性”的崇高理想得以融入中国人民的现实精神文化生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图景呈现出生动鲜活的具象表达。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独立性”的发展与实现

　　“精神独立性”的培育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项宏伟而长期的事业，无论是建构当代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还是推进国家与民族的精神独立，都需要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发展中，准确把握“精神独立性”的发展逻辑。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整体结构转型，就是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全球性转变过程中，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结构性现代化转型，就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构成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整体性现代化变迁，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相应性变化。”从宏观角度审视， “精神独立性”问题所关注的核心在于如何在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重建并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这包括文化学习活动的开展、价值思维方式的塑造、文学艺术体验的深化等多个维度，进而在世界多民族精神交往的广阔格局中，整体性塑造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实质上，“精神独立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发展逻辑与当代中国现实之间的深刻互动，即“精神独立性”如何有效激活当代中国“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自信，“精神独立性”如何有力引领并持续优化当代中国人的智识生活，以及“精神独立性”如何与普遍性的世界精神进行积极的对话与合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回应，不仅构成了对“精神独立性”发展逻辑的阐释，更是在精神发展层面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现实进行的理论探索与激发。

　　其一，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精神，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人类文明史中汲取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同时充分发挥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指出：“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选择“走什么路”、阐释“为什么走”、讲清“怎么样走”，回答这些问题的依据不仅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而且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还在于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不可否认的是，遵循以上依据所展开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离不开我们独立自主地抉择、坚守与变革，离不开对自身“精神独立性”的塑造与彰显。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作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文化基因，从根本上决定了从中华文明固有的思维方式与在文化心理层面探索中国道路的必然性。这也使得内源于中华文明的独立自主精神，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聚焦于中国道路的独立自主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在文明探源上廓清历史脉络，还要在文化自信中夯实自觉认识，进而在精神上立得住、站得稳、走得远。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充分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做主，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自信坚定道路自信。“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坚守本根”体现为中华民族对自身精神文化之源脉的尊重与传承，以文化自信勇担文化自强的历史使命；“与时俱进”则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守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要在“两个结合”深度融合的进程中，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资源。比如，将实事求是、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精神信念，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以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自信。

　　其二，以精神独立的理性意志推动自主知识生产，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识支持。“人群智识的天然匮乏，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的解体。但精神的解体必然以人群智识的匮乏为必要条件。”知识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认识集合，其体系化构建是对具体知识进行系统化、逻辑化、专业化整合与分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就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关乎学科内部专业分化演进的学术问题，还承载着历史文化变迁的唯物史观与大历史观视野。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激烈交汇的当下，学术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与开放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等，都迫切需要形成中国自主的、原创的、民族的、体系化的知识创新成果。“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因为“知识在中国”与“中国的知识”在自主进行知识生产的形式与内容上呈现出清晰的分野：“知识在中国”是知识的普遍性样本在中国的再版；“中国的知识”强调发挥“精神独立性”进行原创性、自主性的知识创造。如果不能在精神上实现独立自主，就无法自主理性地总结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思考现代化发展的未来方案。因此，以“精神独立性”为引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塑造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智识生活基本图景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彰显和发展“文化自我”“理论自我”与“思想自我”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一是加快构建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核心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通过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进而为世界贡献中国的理论智慧与行动经验。“知识体系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直接载体”，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吸收内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创新开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确立的主体性自觉。认识、掌握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身就是对滋养这一体系的文化意涵进行再认知、再画像和再创造的过程。唯有立足中华文化自主立场，才能构建通达中华文脉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形成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范式。二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确立知识的自主性来源。“中国道理”从根本上说是“两个结合”在当代中国知识生产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其实质是形成一种能够围绕中国问题展开自主循环的“知识流”，这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大前提，也是“精神独立性”化用于知识体系的重要体现。正是基于这种具有规律性、学理性、系统性的自主“知识流”，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够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类问题、观念和行动中，总结梳理出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的“中国经验”。三是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推动自主的知识性转化。“中国理论”是在对规律性、学理性、系统性经验的学理性阐释与创新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整理论结构、清晰逻辑关系和核心概念命题的知识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自主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其知识性转化产生并实践于中国实际的发展经验，形成了一系列能够引领中国与发展中国的理论成果，这无疑是发挥“精神独立性”推动知识生产迈向更高阶段的体现。

　　其三，精神独立不是故步自封，而是在本民族精神实现自我确证的基础上，以客观、开阔的世界视野，积极探寻与其他民族进行精神交往的合理路径。“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彼此融合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当今世界现代化发展格局下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这种物质生产交往的日益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各民族间精神交往实践的深化，也使得不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问题愈发凸显。不同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发展中都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文明观，这些积淀于观念深处的历史传统与思维方式，正是其“精神独立性”的体现。习近平强调，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既是该民族诸种文化的凝练与升华，也是世界文明交往发展的共同成果。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的“西学东渐”、幼童留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再到如今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所具有的开放包容、胸怀世界的品格。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如何在保持自身“精神独立性”的同时，又能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交相辉映，这就要求我们打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胸怀，与世界不同文明共同进步。具体而言：一是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和合大同”思想、“天下共治”理念以及“求同存异”智慧，从中提炼出彰显中华文明胸怀世界的精神标识，能够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与重大危机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二是深入践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类情怀，以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历史主旋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秉承国际主义精神，传承中华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同时，在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实现精神文化的自立自强，对内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与引领力，对外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感染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人类前途命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独立自主地分析和研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与机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视角系统把握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中国独立自主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认识工具。尤其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下，无论是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都是中国独立自主、理性分析世界格局的重要体现。

　　总之，“精神独立性”具有明确的意义导向、科学的理论内涵、丰富的叙事要点与自觉的实现逻辑。深刻理解和全面推进“精神独立性”的实现，进一步回答和阐释在精神层面如何坚持走准、走稳、走好自己的路，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更好凝聚起担负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建设力量以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