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问题的提出

　　2025年2月5日，德国德意志银行就DeepSeek等中国科技进步取得的成就及其世界性影响发布题为《中国正鲸吞世界》的报告，指出DeepSeek的推出不是AI界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而是中国自己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其成功粉碎了西方世界企图遏制中国的幻想，“2025年正成为中国超越其他国家的一年”。任何重大科技进步成果的出现都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变，其影响之深远往往超乎想象，人类前几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和成就便是明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和新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技术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冲击性影响。今天，“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类似于历史上蒸汽机、电力等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通用技术”。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等新的通用技术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正在形成。这些影响必然渗透到我国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层面，关涉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引起人们交往方式、收入结构、阶层结构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编制“十四五”规划听取经济社会领域专家意见。在此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就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成果互联网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也从重塑人类交往方式，转向改变整体社会构成，特别是推动新兴领域迅速发展。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这种“深刻变化”，正是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加速向数字技术转型同时叠加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所导致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他看来，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催生了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也由科技创新所催生，进而带来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也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当前，与传统生产力对应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趋势在新质生产力引领的高质量发展的催动下，必将对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在“十五五”时期这一聚焦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在带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将驱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同步改变。特别是以DeepSeek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对于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助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的现代化阶层结构，从而助推我国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02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一) 先进生产力发展决定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化方向

　　“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揭示了以先进科学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巨大历史推动作用及其带来的颠覆性、革命性变化。这并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层面的变革，而是彻底的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因为其终结了“奴隶制”，促进了历史进步。实际上，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旧的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当封建制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它就成为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的东西，“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是一种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更是一种制度变革和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变革，在此过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也都随着生产力的变革而发生改变。“新型社会结构形成过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一方面，每一历史时代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是由这一时代的经济生产所决定的，先进生产力以决定生产关系的形式，通过经济生产决定了社会结构的产生，使得社会结构也成为这个时代生产关系的必然构成；另一方面，先进生产力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使得每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精神的历史基础以社会结构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反映这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这种先进生产力的作用更加体现在它所催生的巨大创造力上。“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新质生产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如同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先进生产力一样，其正在推动人类社会新的、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普遍，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质生产力科学论断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动力问题。

　　(二)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日臻形成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伴随着这一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也对我国社会结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特征和转型过程向着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的方向转变，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也将完成。在此过程中，由于摒弃了西方现代化老路，我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将展现出优于西方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特征。

　　从西方开启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并走向世界开始，其弊端就已显现出来。同样，脱胎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也带有难以克服的弊病。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在于以资本为中心，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结构性特征、物质主义膨胀的精神表现以及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帝国主义特质。其中，资本统摄下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结构始终难以克服两极分化的必然性及其影响，物质主义膨胀后对消费至上的价值追求，也让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需求沉浸于物质迷乱之中。当下，人类社会发展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人类到底需要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两极分化、物质至上的现代化社会结构，还是需要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以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力为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同时，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式现代化，并在全面建成小康奠定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开启了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双重蝶变的历程，即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结构和体系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和体系日臻形成。

　　03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共同富裕社会结构的形成

　　(一) 资本主义让先进技术创造的财富落入少数人之手

　　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会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当这些社会财富总是被少数人占有、支配并不断地代际传递之时，这样的社会和社会结构必然是不公的、畸形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这催生了资本至上、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也使得社会中的职业身份发生了异化——资产阶级“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从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历史上，每一次科技生产力巨大进步的背后都是资本的增殖和财富的再集中，这伴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全过程。在社会层面，它让人变成“单向度的人”，使社会结构及身处其中的人同时异化为资本增殖的产物。美国曾经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加持下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中产阶层社会，使大量蓝领工人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进入中产阶层，获得了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和财富的积累，甚至让汽车、住房、家用电器等成为美国蓝领中产阶层生活的标配。但仅仅三十多年后，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一情形便悄然改变并延续至今——美国引以为傲的橄榄型中产社会结构重新转变为两极分化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萎缩甚至重新进入社会底层，极右翼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崛起的民意基础和美国社会分裂、动荡以致激烈冲突的祸根由此埋下。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分析道：“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一节奏，“到2030年时前10%人群将会拥有国民收入的60%”。

　　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科技进步成就显著，但其在缔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繁荣周期”的同时，却加剧了社会不公并制造了巨大的社会发展鸿沟。技术进步的成果并没有由社会成员所共享，而只是成就了华尔街和纳斯达克的资本盛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发现，在今天西方科技进步的背景下，当资本的“资源流向‘创新’行业时，GDP的增幅明显低于之前的数值。甚至在这个时期的最佳状态，还是难以提高生活标准(银行家除外)，最终导致危机从我们刚恢复的行业中爆发”。实际上，所谓的技术成长最终都将演化为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不断逐利的对象；每一个科技项目都不过是资本逐利的手段，最终目的在于为金融资本增殖服务，并不会真正服务于绝大多数人。这即是西方社会结构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而难以进一步优化的症结所在。马克思、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结构演化的必然结果。不管技术如何进步，都难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进入数字社会、智能社会后，如同之前的工业革命，社会鸿沟只会扩大而非缩小。对此，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以及智能鸿沟、智能不平等的存在已经作出了说明。

　　(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产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与西方式现代化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意味着，技术进步缔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在其被创造的同时，即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而不是资本至上的现代化。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这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在带动中国总体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也通过社会主义分配机制将“蛋糕”更好地分配到人民手中，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成果，更好地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仅为少数人服务。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的产业规模集群效应显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新科技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合力，如此也必然会从整体上提升生产效率，为夯实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助力”。

　　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生成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在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同时，也在以巨大的财富创造力做大中国发展“蛋糕”的规模并提升其质量，为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提供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党的二十大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增长必须有可持续的动力支撑。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原来高速增长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动力结构已经发生改变。在原有发展动力的基础上，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共同富裕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得到有效缩小。面向2035年的发展目标和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发展要求，新质生产力带动的高质量增长将发挥创造新的万亿级规模产业的作用，进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使我国社会结构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推动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更加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地区协同实现现代化的功能进一步增强，城乡在全面乡村振兴引领下实现更加均等化的发展，社会财富总额进一步提高，人均收入不断“水涨船高”。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有两个根本性构成要素：一是人民至上的基本原则，二是共同富裕的基本结构。其中，人民至上是价值取向。而共同富裕中共同是生产关系层面的要求，代表社会主义的根本取向，富裕则标示着生产力驱动下的财富创造。在新质生产力这一先进生产力的带动下，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进而带动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坚持人民至上、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内含均衡、平等发展的要求，从属性到构成全面实现了对崇尚资本至上、导致两极分化的西方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的超越。同时，要高度关注西方社会新出现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智能不平等智能鸿沟等现象，注重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内在效应优势，避免新一轮技术发展过程中地区间、城乡间、收入间的差距拉大。此外，还要避免因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对人的技能、知识水平等方面的要求提高而出现返贫或致贫现象，这是我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04新质生产力与我国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一) 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将带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迈上了新的大台阶。在社会结构整体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在向现代化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持续推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在改革中被破除，社会流动空前活跃，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扩大。在各行各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发展态势下，我国形成了4亿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初步呈现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波社会大流动：第一波主要是资本驱动的社会流动，第二波是城镇化驱动的社会流动，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波社会大流动则是靠创新驱动的。“社会流动的走势是提高社会产出、提高社会效率、增强社会成员的能力。”在第三波社会大流动中，以科技进步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由原有的资本、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力转向知识和科技密集的新质生产力有着密切关系。

　　我国生产力发展布局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紧密相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发展方式的转换、创新驱动的实现和新质生产力的扩张，将在未来十几年带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8亿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而橄榄型社会结构体现的既是收入分配结构，也是社会阶层结构。它与两极分化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和阶层结构完全不同，更能体现共同富裕的结构特征，是典型的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占总人口较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尽管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的概念有较大差异，但在我国“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有学者对按照收入、职业、教育三个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交互分析，“结果发现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中有70%属于中产阶层，两个概念并不冲突和矛盾”。绝大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将使我国社会结构总体上更加优化，创造更多的机会公平和向上流动的渠道，充分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越性。这个过程需要发挥新质生产力的产业集群效应，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制造业和技术从实验室向生产端转移，缔造更多新兴产业集群，进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型服务业的规模性扩张，促进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二) 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助力我国加快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汲取西方式现代化两极分化的教训，通过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保持橄榄型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人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从农民身份到市民身份、从低收入群体到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变，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流动程度之大。新征程上，应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优化我国社会结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其关键在于坚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迅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规模效应，加快打造产业集群。因为，“没有经济发展，分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才能不断扩大，否则中等收入群体不但不能扩大，反而有可能缩小”。这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发展，以新的发展质效带动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进而形成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关键。还要看到，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实现就业优化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也是扩大内需，形成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关键。当前我国总需求不足，根本症结在于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提高居民收入、优化社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改变这一状况的治本之策。这要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社会提供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以创新驱动加速第三波社会流动，从而激发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让更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畅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循环体系。

　　05余 论

　　实际上，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关键在于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唯有如此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已经开启，夯实物质技术基础责重如山。DeepSeek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属性的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震撼全球，影响世界，使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亮、底气越来越足。

　　(一) 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提升发展质效，促进平衡发展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是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期间，颠覆性技术的出现都是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变革和生活品质提升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期待，也从过去“有没有”的生存型需要转向“好不好”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转变在社会结构上是一种系统性转型，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单独改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之后，原有的生存型需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必然转向更高层面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还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新的更高层面的需求必然在不同阶层和地区的群体中表现出不同的层次和内涵，需求的满足也必然受制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有这些，都可归因于结构性问题。在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经不能靠过去单纯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量的扩张来解决。量的扩张重点还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就是产品供应的数量问题，而今天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差异化的高质量产品和高品质生活问题，人民对量的需求在逐步降低，对质的需求持续提高，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现实而不是潜在趋势。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顺应社会结构的客观变化并促进其平衡发展。

　　(二) 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夯实物质技术基础，促进充分发展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是人民生活美好的物质基础保障。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形成平衡、充分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关键还是要靠发展，靠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整体的带动效应。可以说，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起着破局的作用。只有依托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推动整体社会结构的重塑，牵引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缩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面、平衡、充分的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发展的过程，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在同一个空间内压缩式存在，这与西方串联式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有着本质不同，也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生产力阶梯递进式的升级发展过程。西方现代化是在两百多年工业化历程中逐步展开其生产力发展脉络的。而我国既要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又要追赶世界最先进生产力发展潮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生产力分布被高度压缩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并联式的发展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推动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形成“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展现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优越性，展现出比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更加优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结构。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以“不怕虎”的勇气和锐气撼动了西方国家的人工智能巨头，“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的成功，以及中国在高附加值领域和供应链领域的主导优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阔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整体进入现代化，即使很小的问题乘以14亿也会成为大问题。“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也是让14亿多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根本保障。没有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先进生产制造水平，不但在实现平衡、充分发展方面面临挑战，而且也难以在以新一轮大国技术竞争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制高点，立足自身力量基点的发展也将难以为继。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等元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撑，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多机会。

　　(三) 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同构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体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具有并联式现代化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缩小同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的契机及优化社会结构的机遇。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先进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建立橄榄型社会结构。以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及其对传统生产力的替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显著特征，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创造科技文明新形态的基干力量。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动变革的力量在于新质生产力的萌生和迸发，其必将重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并有助于“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华文明发展传播的生动样本”。中国式现代化所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不是西方已经书写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重演，也不是单纯建立在对西方式现代化社会结构弊病反思基础之上的重构，而是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现代化社会结构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为其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结构既避免和克服了西方式现代化社会结构内嵌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的各种弊病，又展现出全面发展的特质，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结构、引领人类社会现代化新路的内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