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建议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守正创新，对中国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系统分析“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时代境遇与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规律。
一、“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境遇
“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全面认识并科学把握“十五五”时期的时代境遇，不仅有助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战略清醒与历史定力，更为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危促机、以危转机、化危为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方向。
（一） “危”与“机”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从国际看，我国在主动运筹国际战略空间、积极塑造外部环境方面拥有诸多有利条件，同时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与挑战仍在增加。面对百年变局和“东升西降”等新形势，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性愈益彰显。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进程持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为我国拓展国际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有望推动全球创新格局重塑，我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已形成一定优势，为抢占技术和产业发展先机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阶段，国际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日益成为国际共识，为引领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个别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政策，竭力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现象频现，试图迟滞甚至中断我国现代化进程；地缘政治冲突和区域热点问题频发，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有所下降。在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多极化和全球化发展大势，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不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
从国内看，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改革发展稳定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一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可以预见，今后五年，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各领域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内部有效需求不足，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尚未完全疏通；传统增长动能减弱，而新动能接续尚不稳固，新旧动能转换处于攻坚期；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性有待提升；就业、收入、养老等民生领域存在短板；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治理带来长期压力；金融、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仍需警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艰巨。“十五五”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化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在不断应对风险挑战中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二）多元积极因素支撑，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稳固。一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速平均达到5.5%，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二是生产供给稳中有序，“十四五”时期农业基础稳固，2024年粮食生产突破1.4万亿斤，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9.2%；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三是国内需求稳步扩大，“十四五”时期，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制造业投资、新兴领域投资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力。四是对外贸易稳中有升，“十四五”期间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14%和10%，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累计吸引外资超7000亿美元。正是这些亮眼的成绩，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时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回旋余地，为“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强大的韧性。面对世纪疫情冲击、外部环境的持续压力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我国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展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是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庞大多层次需求，使我国经济内循环具有强大韧性，使其能够有效缓冲外部冲击，从而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和稳定性。二是创新驱动与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成长，有力推动了我国科技自立自强进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壮大，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韧性和上升动能。在内需与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无惧风险挑战的强大韧性。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巨大的潜能。一是超大规模市场蕴含内需潜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消费结构不断升级，14亿的超大人口规模形成的内需潜力持续释放。二是实体经济蕴含增长潜能。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总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三是创新发展与绿色转型塑造新潜能。“2024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超过24万亿元”；过去十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超35%；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可以预见，这些潜能的汇聚与加速释放，必将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三）现代化建设的四大优势更加彰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保障，“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着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优势。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充分巩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断筑牢，基本制度日益完善，重要制度全方位创新发展。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充分彰显。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凝聚共识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底气。三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充分发挥。国家聚焦长远目标与关键任务，以全国一盘棋的统筹优势，在应对风险挑战、推动重大战略、攻克核心技术中展现出强大的资源整合与战略执行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合力。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突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时期超大规模市场为经济循环提供了坚实动力，也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新业态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产生巨大推动力。从需求侧看，14亿人口的消费升级构成了全球最庞大的增量市场，其产生的规模效应能够有效摊薄创新成本，并为新兴产业“从0到1”的突破提供关键土壤；从供给侧看，完备的产业体系与丰富的应用场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成本优势和自我强化的产业生态，为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新范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超大规模市场催生强大稳定性。庞大的国内市场具备强大的吸纳与扩散能力，使我国能够在全球经济波动、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保持稳定增长。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更加巩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十五五”时期，建设完善的产业体系仍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大支撑。一是完整产业体系助推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国际比较看，强大的国内大循环是大国、强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坚实基础。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国内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提升发展韧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有效促进科研与生产协同创新，推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从而形成强大的自我循环能力。二是完整产业体系助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为核心的完整产业体系，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厚根基，在此基础之上，上下游产业之间形成了紧密协作、高效协同的生态网络，为维护产业安全、提升发展韧性及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可靠载体。
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凸显。丰富的人才资源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前，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5亿；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超过700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时期，丰富的人才资源为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一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助推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本质在于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有赖于战略科学家、顶尖人才与基础研究人才构成的梯队协同攻坚，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深度融合，为我国突破封锁、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能。二是丰富的人才资源驱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才驱动引领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人才集聚的效应。当前，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正在协同推进，促使人力资源真正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人民至上、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基本原则，才能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在新征程上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新局面。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深刻揭示了政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列宁进一步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明确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对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纵观百余年的奋斗征程，党的全面领导确保现代化建设目标清晰、一以贯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把民主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确立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提出以工业化为重点，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并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提出走一条“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战略规划，中国式现代化的品质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要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才能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的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推进强国建设。在这一进程中，党的政治领导力为国家发展锚定正确方向，思想引领力有效凝聚社会共识，组织动员力保障重大战略任务落地生根，社会号召力激发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党的全面领导汇聚成推进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二）坚持人民至上
坚持人民至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第一，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第二，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第三，人民是价值的主体。人民是价值的创造者也是享有者，人的价值在创造和共享的统一中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回答了人民何以至上，毛泽东的回答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的回答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的回答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对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使命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底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形成了群众路线，明确了党的领导“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根本标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并以人民拥护、人民赞成、人民高兴、人民答应为导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方法论，回应人民美好生活诉求，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
坚持人民至上，是“十五五”时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当前，随着社会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对教育、就业、收入、社保、住房等民生福祉有了更多的期待。与此同时，人民对权利平等、机会均等、规则公正、绿水青山、社区安宁的关切也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广泛深入地察民情、听民声、汇民智”，确保国家发展规划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理论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实践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制度上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三）坚持高质量发展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思想的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则制约着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时，它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便会成为阻碍，此时，新的、更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必将取代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更高级的形态演进。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等改革途径不断加以解决。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对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百年进程中，围绕发展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新时代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满足战争供给需要和人民生活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并提出了产业综合平衡发展、区域综合平衡发展、积累与消费综合平衡发展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新时代，强调“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
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选择。“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产业体系整体现代化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依然不足；农业发展的基础尚不牢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基础尚不稳固；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对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是一项长期任务。“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主线，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石。首先，物质利益是驱动改革的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物质利益决定着社会关系的本质，物质利益的矛盾冲突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其次，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或革命由此产生。最后，历史的“合力”是推动改革的系统动力。无数个体按其各自意志和目的行动，其相互作用形成主体合力；客观因素相互作用形成客体合力，“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主客体合力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系统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中国改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和全面改革起步阶段，强调“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同时推动科技、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二阶段（1992—2012年），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科学发展为导向的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阶段，明确“改革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第三阶段（2012—2022年），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全面聚焦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第四阶段（2022年—），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全面聚焦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破除制约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十五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国际格局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在此背景下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实现自身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仍存在不少体制性障碍，必须聚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突出问题，通过持续改革提升治理效能。党在新时代持续推进自我革命，但仍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必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十五五”时期要“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深层次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可靠的体制机制保障。
（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充分应用。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为维护市民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国家就要行使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职能，运用政治权力服务于资本关系，为资本增殖开辟道路。但是，资本主义“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市场调节的弱点和缺陷必然显现，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因此，政府调控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指挥社会化大生产，不仅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更致力于不断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逐步形成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全面主导资源配置，最终导致体制僵化。改革开放初期，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政府放松管制，市场活力得到释放。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政府着力构建现代市场体系。新时代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清晰。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十五五”时期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提升发展活力，又必须依托有为政府提供战略定力。当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统筹仍面临挑战：一方面，部分领域存在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监管存在短板，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普遍，部分领域监管缺位、错位，影响市场公平竞争；此外，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对经营主体的支持保障不充分、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存在短板等问题也制约了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十五五”时期，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风险也就由此产生。正如恩格斯警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异化劳动导致的非人化的关系也是社会风险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对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风险进行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下的危机根源，更在根源层面预判了现代社会可能滋生的系统性风险，为今天社会思考发展和安全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百年探索的经验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以安全主导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摆脱发展上落后、安全上挨打的被动局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国家的领土安全、主权安全、人民安全有了坚实的保障，为发展奠定了根本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安全保障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政权，抵御外部威胁，把经济建设的重心放在与维护政权稳定和国防安全直接关联的重工业部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发展主导安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社会长期稳定；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各领域。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防范风险的重要战略部署。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风险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粮食自主可控能力仍需加强，农业生产基础尚不稳固，农业发展形势依旧严峻；二是自然资源供给紧张，生态环境质量虽有改善，但保护与修复的任务依然很重；三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和资本无序扩张威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四是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高技能人才分布不均衡，科技创新链条存在薄弱环节；五是世界格局复杂多变，来自国际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部风险对我国发展的压力加大。 “十五五”时期，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
三、“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经济建设上持续发力，在高质量发展上夯实根基，在动力机制上持续创新，在价值取向上凝聚共识，在政治保障上强化党的领导。只有将这些方面有机统一、协同推进，才能汇聚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任务
第一，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方向上升级，不断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与安全水平。强化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打造为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统筹推进多元技术路径探索、应用场景创新、商业模式优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成长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第二，持续发挥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全投融资体制机制，着力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政府投资结构，高质量推进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补短板领域建设。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更好发挥消费拉动作用，加快完善“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政策环境，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同时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
第三，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只有实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深化农村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各项制度改革落实，打通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释放农村发展潜能，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以完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为抓手，提升服务效率与便捷性，推动小农户经营与现代农业经营紧密融合、协同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规划体系，增强区域统筹与协调发展能力，实现国土空间资源的高效配置。
（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方向
第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对各行各业的赋能作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完善服务业体制机制，通过放宽准入、创新监管和加强标准化，激发服务业创新活力，优化产业结构。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注重规划引领和标准先行，对新型基础设施进行前瞻性布局，推进传统设施数字化改造。
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深化科技体制、要素市场化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其在技术研发、创新要素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评价与激励体系，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劳动者，营造吸引和汇聚高端要素的良好环境。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构建更加顺畅的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
第三，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从源头上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通过差异化的环境准入清单，实现空间上的精准治理与保护。通过财税、金融、价格等配套政策，形成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明确市场预期，在全社会推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在技术、标准、市场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全球生态挑战。
（三）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动能
第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各方面改革。“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优化政务服务简化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同时加快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加快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同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人民福祉保障体系，构建高效生态治理与绿色低碳发展长效机制。
第二，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塑造改革的有利环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一方面，将安全提升至与发展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坚持安全发展，将安全融入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性改革，一体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优化国家安全制度设计，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和社会治理效能。另一方面，牢固树立“发展是最大安全”的理念，通过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以经济实力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在动态平衡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
第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改革发展新动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牵引深层次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彰显改革成效的现实体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抓手，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外商投资法，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深度融入中国市场。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发展“丝路电商”，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四）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根基
第一，坚持扩大内需。“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扩大内需，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确保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切实提升社会购买力，为扩大有效消费需求奠定坚实基础。精准对接消费升级趋势、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新需求，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同时，营造让消费者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资金投向那些契合发展所需、匹配地方所能、回应群众所盼的高质量项目。
第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同富裕是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共同富裕，要积极构建多层次分配制度体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优化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积极作用。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质量和效益，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发展新型文化形态。
第三，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筑牢民生安全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积极落实就业优先策略，积极拓展重点群体就业渠道，加大创业支持力度。推动房地产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新发展机制，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从增量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完善全民健康促进政策，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强化公共卫生能力，聚焦重大疾病防控和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同时，通过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实现以高质量养老服务撬动并赋能银发经济发展。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城乡均衡布局。
（五）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
第一，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十五五”时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的根本保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明确“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政治根基。同时“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的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加强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筑牢思想根基，展现担当作为。
第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确保“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在用人导向上，将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关口，确保选拔出的干部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在能力建设上，“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完善考核评价与容错纠错机制，以鲜明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为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堡垒，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任务在基层落实落地。
第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推进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关键举措。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以上率下、真抓严管、抓细落实、标本兼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深化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和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提升治理腐败效能，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进行到底的定力和更加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纠风治乱和反腐败斗争显著成效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