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刻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这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宏大的历史进程，可以从叙事角度对其历史演进加以阐释，其叙事主题主线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前提在于解决后发国家如何获得现代化自主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此奠定了历史叙事的基础，构成了“前奏叙事”的第一重图景。新中国的建立，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道路叙事”的第二重图景。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断拓展与深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模板，绘就了“内涵叙事”的第三重图景。在价值旨归上，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共同繁荣，最终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此即“价值叙事”的第四重图景。四重叙事层层递进，共同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的完整图景。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奏叙事：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自主性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奏”，实质上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普遍性社会条件的集中展现，即主权独立、社会革命、政党驱动、思想引领四个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2]从叙事角度看，这一前奏阶段以革命为核心实践、人民为历史主体，解决了落后国家如何争取现代化自主权的问题，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真正获得了国家主权的保障。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的第一重叙事图景，即自主性前提的叙事。
第一，主权独立：从“被动卷入”到“自主选择”的转折。主权独立是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第一道门槛。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进入工业社会，掀起了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把其他落后国家和地区陆续变为了其掠夺资源、财富和劳动力的殖民地。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3]近代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下被抛入由西方现代性所设置的宗主-从属关系之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签订了多项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司法管辖权、金融财政自主权等国家核心主权。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及辛亥革命，都是在屈辱中觉醒的现代化探索；但这种在殖民背景下被动展开的现代化探索，不可能赋予中国真正的自主权，反而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地、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简言之，近代中国并非不想现代化，而是丧失了现代化的自主权。要将外源性的从属依附型现代化转换为内源性的主动主导型现代化，亟待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4]因此，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新中国建立了独立主权国家，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所有自主权，从而摧毁了实现现代化的“外部殖民”障碍，彻底解决了国家主权与现代化进程相统一的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由“被动卷入”到“自主选择”的转折。
第二，社会革命：打破阻碍现代化的旧结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场系统的社会结构重塑。它摧毁了旧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扫清了内部封建旧制度的障碍，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一是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从对地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为农业支持工业建设奠定了群众基础。二是没收官僚资本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具有垄断性和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利用国家政权垄断金融、贸易和重工业，严重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扼杀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工人阶级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成为企业的主人。三是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视为社会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和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生产劳动，重构了劳动力结构，为工业化增添了有效动能。四是扫盲运动。中国共产党重视工农群众的知识普及教育，强调文化权力下移至工农大众；通过办夜校、冬学、识字班等方式，提高了工农的读写算能力和政治参与素养。总之，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扫盲运动，打破了旧的社会经济基础，重塑了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劳动力结构和文化权力结构，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能量。国家由此具备了高度的组织力和动员力，为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第三，政党驱动：凝聚组织、动员群众与自我革新。政党在现代国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后发国家中，政党往往是国家建构与现代化推进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党在革命中淬炼出的强大组织能力、高效动员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势所在，并成为现代化启动的关键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5]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组织建设，通过将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纵向贯通的严密组织体系，把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组织化的力量，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6]与此同时，党始终践行群众路线，深切关切人民利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7]正是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与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得以将亿万群众动员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使其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和民主观念的社会力量。如果说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是党驱动现代化实践的“两翼”，那么自我革命能力则是党驱动这两翼持续发力的内在引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同时，也在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通过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常态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党得以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从而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以组织能力凝聚力量，以动员能力汇聚合力，以自我革命能力保持生机，正是凭借这三种核心能力的有机统一，党得以形成调动各方资源的强大合力，成功驱动中国走上了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第四，思想引领：为中国现代化注入科学指引。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使中国现代化事业有了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而且从根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被建立起来、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而这样一种本质上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相结合才成为可能的，也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成为可能的。”[8]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区别于一切旧式道路的科学理论内核。毛泽东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9]因此，他指出，工人阶级的任务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是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绝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初步探索，为后发国家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先导。
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奏叙事，其演进方向为：在主权上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建立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在社会结构上以社会革命重塑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社会结构，在政党驱动上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构成了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在思想引领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中国走上了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奏叙事，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堆叠，而是后发国家在自主性前提缺失的条件下，通过革命与社会重塑赢得现代化主动权的系统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后续演进奠定了坚实的叙事起点。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叙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与方向，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立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的第二重叙事图景，即道路叙事的展开。
第一，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西方现代化区别开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奠基开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本质属性必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立基于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1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消灭了旧的社会制度，摧毁了各种旧体制机制，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普遍掀起了现代化建设的高潮。现代化与社会制度的结合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二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苏联现代化模式。在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理论视域，吸收和借鉴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保障现代化顺利推进。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1953年，党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至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形式，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建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些既是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12]至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得以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所具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使国家能够有效调动一切资源，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奠定了工业化的坚实基础。同时，这一制度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不为少数资本所占有，能够用于国家积累和民生改善。
第三，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在吸收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由于缺乏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经验，向苏联学习是当时现实而必要的选择。“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13]在起步阶段，学习过程中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照抄照搬，“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4]。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客观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苏联模式的迷信，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契机。据此，党提出“以苏为鉴”的指导思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5]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实践。《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十大关系；明确了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第一个重要成果，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此后，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的八大还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这些理论成果和实践探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从仿效苏联模式转向探索中国的自主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叙事，其演进轨迹为：在性质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划清界限；在框架上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为核心的基本制度体系，为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道路上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走自己的路”的转变，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阶段。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叙事，不是对既有模式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制度框架的机械搭建，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主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后续演进提供了稳固的道路基石。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叙事：从追赶到跨越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纯在西方设定的赛道上“追赶”，而是在不断拓宽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内涵，即从单一经济领域到“五位一体”，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从在经济上追赶西方到如何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领域不断拓展、逻辑不断优化、目标不断提升的新路。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的第三重叙事图景,即内涵叙事的深化。
第一，领域拓展：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制定的第一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贯穿了工业化的主题主线。195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历经调整，最终被确定为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这一时期以“工业化”为重心的“四个现代化”主要侧重于在经济领域“追赶”西方国家，是适应当时国情的必然选择。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对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从“追赶西方”转向“自主探索”。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奋斗目标拓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建设被纳入总体布局，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总体布局，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不仅仅是建设领域的增加，更是对现代化理解的不断深化。它意味着现代化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增长，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有机联动的整体性变革；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逻辑，实现了从“局部追赶”到“全面协调”的历史性跨越和进阶式拓展。这一拓展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修补，而是对“现代化”概念的重构与丰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叙事的核心内容。
第二，逻辑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步解决现代化产生的问题。西方现代化奉行“先发展后治理”的线性逻辑，这种推进方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破坏、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以及民主形式化等现代化困境。中国式现代化批判并革新了这一逻辑，力求在发展进程中同步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在多个面向上实现了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转变。一是在发展理念上立足于“以人为本”。西方现代化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驱动力，导致物的增殖与人的异化同步发生。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现代化回归“人”这一根本目的。这一价值立场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和评价标准。二是在生态治理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西方现代化长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中国式现代化则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总体布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哲学基础，实现了发展理念由“先污染后治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方式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新格局。三是在脱贫减贫上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是其内在痼疾。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步推进脱贫攻坚，通过精准帮扶实现近1亿人口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四是在民主政治上始终坚持“实质民主”。西方现代化中的民主政治往往沦为“选举民主”，公民的政治参与被简化为每隔几年投一次票。中国式现代化则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贯通起来，覆盖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了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有机统一。上述四个面向的逻辑优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整体性超越。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更具前瞻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现代化新路，反映出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第三，目标提升：从“量的追赶”到“质的引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经三百余年，占据了先发优势。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时间高度压缩的情境下，首要任务是解决现代化“有没有”的问题，因此必然选择“并联式”叠加发展，通过高增长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体量差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17]在这一目标指引下，1979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9.9%；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完成了现代化“量”的积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是对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避免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极分化、如何在现代化中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如何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等现代化“元问题”的系统回答。“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地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而且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中得到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成熟的制度体系、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更为积极的精神力量、更为团结一致的社会氛围。”[18]从“量的追赶”到“质的引领”的目标跃升，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跟跑”到“跨越”的历史性突破，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再以西方标准为参照系，而是在自身实践中不断丰富现代化的内涵，从“量的追赶”转向“质的提升”，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叙事，其演进路线为：在领域上从“四个现代化”拓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逻辑上从“串联式”线性思维优化至“并联式”同步思维，在目标上从“量的追赶”跃升为“质的引领”。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叙事，不是简单的“项目叠加”，也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复制与改良，而是实现了从外延式扩张到内涵式提升的根本转变，展现了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自主探索实现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
四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回答了“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之问，更以深厚宽广的历史纵深和全球关切，指向“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国情实际，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即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逻辑、以和平发展超越殖民扩张、以中国方案驳斥历史终结论、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最终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这一回答打破了现代化定于一尊的抽象标准，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新的可能性。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的第四个叙事图景，即价值叙事的升华。
第一，立场之维：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原点。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点，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有机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19]然而，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其根本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人被简化为生产要素，异化为被竞争、物欲和消费裹挟的工具；物愈增殖则人愈贬值，最终导致物质主义膨胀，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则从根本上重置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超越贫富两极分化，实现物质生活富足与精神生活丰盈的统一。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层面实现对资本逻辑整体性超越的根本所在。
第二，格局之维：以和平发展超越殖民扩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20]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在格局上的根本分野。西方现代化在历史上依托殖民战争、奴隶贸易、资源掠夺等方式大搞殖民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来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在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维并未消失，经济控制、技术垄断、不平等贸易等“新殖民主义”手段仍在持续挤压发展中国家的生存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则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平、和睦、和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深厚的和平底蕴。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摒弃殖民逻辑中对资源的“存量掠夺”，转向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增量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21]中国式现代化把民族复兴伟业与世界繁荣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改写了大国崛起的路径。
第三，启示之维：以中国方案驳斥“历史终结论”。西方现代化在话语层面建构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将“民主”“自由”“人权”装扮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以意识形态为工具干涉他国内政，维护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其中，“历史终结论”是代表性观点之一。它声称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永恒性，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模式。这一论调本质上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否定了其他文明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和自主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有力驳斥了“历史终结论”，证明了现代化路径的多元可能：资本主义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归宿，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走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方案并非否定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本身，而是揭示其在国际政治中被异化的事实，并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重构更具包容性的价值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以“和而不同”的智慧，超越“普世价值”背后“制衡与对抗”的零和逻辑，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价值逻辑，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奠定了价值底色。
第四，愿景之维：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22]。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而是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一论调表面上讨论的是文明之间的竞争，实则是以“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为隐性前提，声称西方文明比非西方文明更加“先进”，西方更有资格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下，其他文明被贬低为落后和野蛮，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优与劣的对抗。这一论调为西方在国际事务中以“文明”为名推行霸权、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理论“合法性”。与这一对抗性逻辑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一向主张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2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5]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些理念与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搞价值输出，不搞发展模式绑架，不以自己的文明标准贬低他者，而是充分尊重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发展历程和表达方式。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维度的最终指向，是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6]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以“文明对话”超越了“文明冲突”，更以多元文明的共生共进超越了单一文明的霸权想象。它不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简单模仿或修补，而是在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中，开创出一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全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叙事，其演进逻辑为：在立场上确立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价值坐标，在格局上开创了互利共赢的增量创造新路，在启示上从“历史终结论”转向现代化的多元可能，在愿景上指向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叙事，不是对西方价值体系的简单否定或修补，而是在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中，重构了现代化的价值坐标与文明格局，为人类文明进步呈现了新的前景和可能性。
五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不是历史事件的线性陈列，而是由“前提-道路-内涵-价值”四重叙事图景构成的立体结构。中国式现代化仍在路上，未来还将面临新的挑战，但已有的叙事逻辑已经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通，而且可以走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本身是开放的；随着实践的推进，新的叙事图景与理论意涵将不断生成。这正是“叙事图景”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是一幅已然完成的画卷，而是一幅正在展开、有待持续书写的历史长卷。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1).
[2]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4][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0,1080.
[5]习近平.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N].人民日报,2014-01-15(01).
[6]习近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EB/OL].(2020-07-31)[2026-05-13]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0-07/31/c_1126305988.htm.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
[8]李庚香.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领导科学,2024(01):4-30.
[9][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678-679.
[12]周连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0):63-74+156.
[1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3.
[1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7.
[15]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57.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9.
[18]辛向阳.习近平大历史观的科学内涵及原创性贡献[J].学习与实践,2025(07):3-12+2.
[19][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3,124.
[21]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18.
[22]亨廷顿,张铭,谢岳,等.文明的冲突？(一)[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08):2-4.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68.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9.
[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6.
[26]新华社.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3-02-07)[2026-02-07].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07/content_574052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