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从不平衡性审视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并非均衡和同质的，正如普世主义历史观所编织的历史假象，并最终催生了历史终结论一样，看似美好而又荒诞。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研究者往往在忽视或无视这一历史现实的前提下，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及其世界意义。不平衡性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广泛存在的现象，但与普遍具体的广义不平衡性不同，资本逻辑主导的不平衡性是抽象的狭义不平衡性，呈现两极分化、对立对抗的特征。直至今日，资本主义依旧为攫取增殖利润不断创造不平衡条件以保证自身幸存，贫富差距、精神失衡等矛盾日益严重。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构建起全世界范围的“支配—从属”关系。显而易见，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已成为开辟人类新文明的桎梏。因此，探索超越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新文明，对于实现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体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历经百年发展历程，对克服资本逻辑不平衡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因此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目前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着眼于其内涵、价值、路径的解读，但往往或多或少忽视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非同质、非均衡这一历史现实前提。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开端之一——不平衡性，这一视角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现代化历史的不平衡发展中得以产生的，其世界历史意义也正是在克服不平衡性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由此，近代中国为克服资本主义不平衡性而以反帝反封建作为现代化历史开端的重要意义得以诠释。而在超越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逻辑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进一步彰显。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不平衡理论：从总体性到具体性

　　抽象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确保自身幸存的条件与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世界历史与实践经验深入研究资本的不平衡性，并在晚年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主义不平衡理论历经多代研究者不断完善，主要经历如下阶段：一是“二战”前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的马克思恩格斯不平衡理论，以及立足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角度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二是“二战”后立足经济结构与世界体系角度的阿明依附学说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三是立足空间角度的列斐伏尔的生活空间阐述及哈维的地理空间阐述。整体上呈现出从总体性到具体性的特征。

　　1.对不平衡世界的洞见：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现代性开辟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不平衡性伴随资本主义扩散到全世界，形成世界范围的“支配—从属”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剥夺从属国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原始积累，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逻辑强行改变落后区域经济结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产阶级加剧不平衡性的方式在于：拥有发达生产方式与工业技术的工业区域，迫使欠发达区域降为原料产地，以此实现资本积累。爱尔兰在英格兰的工业压迫下沦为附庸，被动陷入本土工业发展困境，“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这种不平衡性从区域上升至世界层面，呈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图景，资本本能地去克服空间障碍以更快的速度流向发达国家，并加速同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宏观与微观视角剖析不平衡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不平衡发展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社会形态的不平衡演变是具体的、普遍的客观规律。历史的演进并非均质的，所以资本主义逻辑之下的不平衡性是抽象的、特殊的。普遍的、现实的、具体的不平衡性蕴含多样的人类历史文明，资本主义不平衡性则抹杀了人类文明多样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聚焦于微观角度剖析资本主义抽象不平衡性的内在机理。从本质上看，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自我再生和幸存的条件与结果。“平衡”使利润走向平均化，资产阶级无法获得更多增殖而终将灭亡，因此资产阶级必须积极创造不平衡性以维持自身幸存。从表现上看，其一为生产方式的不平衡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伴随世界普遍交往扩散到世界各地，以压倒性力量破坏、同化其他生产方式。其二为意识形态的不平衡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资本主义鼓吹西方式现代化代表全部人类文明，抢占意识形态制高点。从方法上看，马克思晚年提出东方落后国家直接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非完全一致，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汲取资本主义积极成果来跨越“卡夫丁峡谷”。

　　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基于帝国主义垄断新特征，继续完善不平衡理论。此时金融资本、银行资本等新兴寡头凭借垄断地位攫取高额利润。列宁通过批判考茨基的“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阐述“新国际背景下”不平衡性本质仍是资本主义剥削，“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此外，列宁解释终结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在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存在薄弱环节，这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可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内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不能在一切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2.依附性的中心—边缘结构：不平衡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

　　“二战”后殖民主义瓦解，资本主义不断调整自身以持续占据世界经济体系主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不平衡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时性阐述。随着时代发展，学者开始从经济交换结构、世界体系等角度继续对不平衡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具体研究。阿明依附学说的“中心—外围”两级结构和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三级结构对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不平衡性进行新的解释。

　　以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中心—外围”依附学说对资本主义不平衡性进行了诠释。该学说指出，“中心”区域凭借技术垄断、经济优势，长期将“边缘”区域作为剥削场所，并为保证“中心”支配地位而加剧与“边缘”区域的差距。阿明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研究，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为“中心”、非发达国家视为“外围”，揭示了“中心—外围”本质上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他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外围”国家被“中心”国家锁定为原材料生产者与低廉劳动力供应者，沦为剩余价值的收割对象；同时，部门间生产率的不平等导致“外围”国家生产衰落，不得不依附于“中心”国家，继而加剧了不平衡关系。此外，阿明也致力于探索解决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方法，“可能的出路依然要么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

　　阿明侧重于分析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经济依附关系，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则更关注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结构地位的变化，通过“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论对资本主义不平衡性进行诠释。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世界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交换是世界体系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为解释财富从边缘流向中心、压力却从中心转嫁到边缘的原因，沃勒斯坦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理论，为不同国家构建“经济角色”。这个三级结构背后是不平等交易的经济体系，内核是资本主义国家对非发达国家剩余价值的剥削。此外沃勒斯坦也重视政治对世界体系的影响：经济的结构分化带来政治的结构分化，国家这一概念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合法工具，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构成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绝对掌控下，虽然部分“边缘”国家及地区上升到“半边缘”地位，但实际上依旧难以实现自我发展。

　　3.地理区位空间差异的不平衡发展：生活空间到地理空间

　　马克思的“时间消灭空间”理论侧重于时间维度。资本主义会尽可能在空间上扩大市场边界，同时，将时间成本压缩到最低，以提高流通效率、节省资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本能加剧了地理区位空间的不平衡性，空间生产逐渐成为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因此列斐伏尔、哈维基于空间层面具体化了不平衡理论。

　　亨利·列斐伏尔从社会生活空间角度揭示了区位空间的不平衡性，强调“社会”“精神”之于空间的重要性。一是批判日常生活的同质化。在资本逻辑下，空间成为“纯粹匮乏的或权力的场所”。资本主义消解传统空间多样性，生活空间被异化为服务于资本剥削的容器。二是阐述日常生活同质化原因。资本主义借助科技手段，以隐性经济形式控制并解构人的自由意志，消解传统生产结构与交往方式，导致空间的同质化与精神的贫困化。例如，通过媒介、符号等潜移默化地裹挟人的思维，使人陷入被操纵的“自由”。资本主义看似提高了物质条件，其本质却是生活空间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牺牲品，使人麻痹于资本主义消费，导致生活空间的条件不断衰退与匮乏。正如当时法国所呈现的，“装修好的房子（越来越贵，越来越肮脏）、贫民窟、过分拥挤的公寓、阁楼，等等”。

　　大卫·哈维从地理空间角度阐述区位空间的不平衡性。一方面，哈维批判人们在固有思维下将空间视为被动的、静止的存在。一是不断扩张的地理空间是资本主义生存的条件，能够使资本持续获得超额利润。二是资本主义在空间的分解与重构中，通过资本控制等手段，加剧了地理空间不平衡性，即“对于任何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而言，其普遍性的推动力并非来自阻止非资本主义区域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这些区域应当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势”。另一方面，哈维指出，资本主义通过“时空压缩”和“空间修复”加剧了地理空间不平衡性。资本流通速度显著提升使全世界生产更为紧密地交织，“地方和空间之间、长期和短期时间视野之间的辩证对立，存在于一个更深的时空维度转变的框架中，这种转变是周转时间加速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这两个资本主义根本需要的产物”。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资产阶级通过强制其他地理空间吸收过剩产能来转移矛盾，在化解自身危机的同时加剧了不平衡性。

　　马克思恩格斯不平衡理论历经几代学者的补充，在从世界范畴逐渐具体到区域范畴、从时间叙事逐渐拓展到空间叙事的贯通过程中不断完善。世界市场扩张使现代性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命运，但世界历史“还意味着一种权力体系，意味着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抽象不平衡性席卷全球，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存亡危机。如果无法克服“东方从属于西方、农村从属于城市”的不平衡性，中国就无法主动开辟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以避免沦为资本主义附庸，因此近代中国走上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三、反帝反封建：不平衡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国式开端

　　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国被迫卷入“支配—从属”现代化关系的起点。历史实践证明，近代中国必须通过反帝反封建来完成自身现代化的开端，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实际走社会主义道路。

　　1.反帝国主义：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世界境况

　　近代中国反帝国主义是历史的、现实的选择。就历史逻辑而言，帝国主义不平衡性背离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理性文明，成为奴役近代中国的最大敌人，因此，打倒帝国主义是摆脱依附的必然条件。此外，帝国主义激化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必然以打倒帝国主义为根本前提，中国反帝革命运动的胜利在世界反帝革命中具有关键作用。

　　透视帝国主义的发展历史，垄断、剥削、腐朽的帝国主义精神与最初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性思想背道而驰。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克服封建教会的压抑戒律、弘扬人的尊严与解放，到启蒙运动确立资本主义的理性内核，政治上铲除封建专制，思想上推翻封建迷信，知识上以科学打破蒙昧……人权获得极大肯定，“政治权力是每个人交给社会的他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力”。但资本主义的增殖本能消解了最初的启蒙理性精神，民主、自由、平等理念成为资本主义掩盖剥削压迫的口号。帝国主义以残忍手段奴役从属国家，将其作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与矛盾转移地，建立“支配—从属”的世界殖民体系，并通过“中心—边缘—半边缘”的不平衡空间结构来加剧不平衡性。近代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只能沦为资本主义附庸，承受不平衡发展的代价，甚至成为不平衡发展链条的一环。因此，反帝国主义是避免被资本主义裹挟的必然前提。

　　近代中国想要把握历史主动，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世界无产阶级胜利，也必然离不开中国反帝革命的胜利。从民族主体性上看，近代中国丧失部分主权沦为附属。帝国主义通过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来强化自身支配地位；仁人志士学习西方救亡图存屡屡失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从世界革命趋势看，帝国主义在加剧不平衡矛盾过程中，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诸多国家因帝国主义侵略而被动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继而引发世界范围的阶级对立，各民族反帝运动积极性高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证实，落后东方国家能够通过汲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跨越“卡夫丁峡谷”，而不必然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借鉴。毛泽东认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社会，其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主动进入现代化的现实考量，也是世界反帝运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完成，世界社会主义胜利就无法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2.反封建主义：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自身境况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封建社会是孕育现代性的温床，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消极作用日益凸显，中国走向现代化必然要反封建主义，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近代中国封建地主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为维持自身地位加剧剥削农民，并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以自我巩固。

　　要剖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中“农村依附于城市”的原因，首先需要厘清中西方封建时期城乡关系的异同。统治阶级剥削农民、农奴是二者的共性，但也有本质区别。西方城市是自下而上、基于工商业者自身力量崛起的，商业发展需要农村提供资源，最终“商业和城市经济也就由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变为它的对立物，终之取得对它的支配地位”。资产阶级通过圈地运动，使被驱逐的农民彻底沦为依附于新型工厂主的无产阶级，农民转向服务于新型城市生产。此后，城市“中心”地位愈发明显，农村沦为“边缘”的原料及劳动力产地。而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则是自上而下、基于当权者政治统治而规划的。城乡居民都统一服从于政治统治，城市脱胎于农村且保留了许多与农村相似的特征，因此封建社会中国的城乡差距并不明显。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生产方式推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使近代中国城市呈现出一定的西方现代化特征；此外封建主义本身依靠土地占有、封建等级等形式剥削农民来巩固自身统治，二者勾结使中国城乡关系严重断裂，近代中国城乡由此形成了“农村依附城市”的不平衡关系。

　　封建主义依靠压迫农民、加剧城乡对立的不平衡性而存活，只有解放农民才能挣脱枷锁，继而彻底消灭封建主义。首先，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要依靠农民。近代中国人口以农民为主体，他们要么被迫依附于地主，要么成为城市产业工人，想要卸掉枷锁、实现自我解放，唯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次，重视农村是革命胜利的必然要素。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高度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一方面，通过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另一方面，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并在革命实践中获得自我主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农民作为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力量，克服了“农村从属于城市”的抽象不平衡关系。

　　3.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开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现实具体性

　　“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现代化道路没有唯一摹本。世界历史发展是具体的、现实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多样性是必然结果。中国式现代化脱胎于封建主义，诞生于帝国主义侵略之中。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不平衡世界历史背景下，反帝反封建成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开端。

　　黑格尔、马克思强调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具体性与历史性，强调需要考虑不同民族的特定条件和历史环境才能真正阐释社会历史进程。西方率先开辟世界历史并获取了世界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因而获得文明意义，既“意味着该文明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意义’，又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由此而建立起的支配与从属的关系”。西方式现代化以强大力量一度遮蔽了人类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成为“历史的终结”。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借助世界市场将不平衡性扩散至全球，构建起“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不平衡国际结构，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外衣下，冲突不断加剧，例如区域贫富差距加大、个体异化为“道德贱民”等。历史实践证明，西方式现代化绝不是“历史的终结”。抽象的不平衡性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非历史普遍规律。正如黑格尔所言：“世界历史是一个法院，因为在它的绝对普遍性中，特殊的东西——在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家神、市民社会和民族精神——只是作为理想性的东西而存在，在这个要素中，精神的运动就在于把这一事实展示出来。”

　　历史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复制或叠加，只有将科学理论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真正把握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具体实践中将普遍历史规律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帝国主义是不平衡性的根源，封建主义与之勾结进一步加剧差距，因此“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只有彻底消灭二者才能使中国以主动姿态发展现代化。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担负起独立自主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曾处于“学徒状态”，照搬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面对教训，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具体国情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彻底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以主动的姿态开辟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阶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克服困难，打破资本逻辑的不平衡性垄断，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四、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当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承担起具备普遍性原则的世界历史任务，就具备了世界历史意义，“它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全要看在它的基本元素里——在它的基本目的里，具备了一个普遍的原则”。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化解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物质精神割裂等痼疾，有力地驳斥了“历史终结论”，具备开启新文明形态的可能，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性意义。究其根本，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生产关系克服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即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人与人形成和谐平等的社会关系，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1.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对不平衡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的根本克服

　　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能依存于抽象不平衡性，无法靠自身克服贫富差距，需要通过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形态来破解困境。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对资本逻辑导致的贫富差距有所克服与超越。

　　从本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自诞生起就具有“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的本能，其本质即追求资本增殖与转嫁资本矛盾。资本主义从最初残忍的原始剥夺，到当前的数字资本垄断，创造巨额财富之下是无法化解的劳资对立与贫富差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通过消除剥削来克服不平衡关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理想和目标，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生产是为人民需求而生产，旨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通过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破除“支配—从属”不平衡关系提供根本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灭剥削阶级，为克服资本主义不平衡性奠定政治、经济、文化根基；改革开放时期，生产力快速发展，“先富带后富”的提出与实践为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平分配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经济建设与民生保障相协调，在历史实践中取得了脱贫攻坚等伟大成就，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已成为共同富裕探索的最新发展。

　　从实现上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共享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实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则体现为“‘共同的劳动’与‘共同的享受’的失衡”。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带来劳动者和劳动产品关系的颠倒，人沦为商品的附庸，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社会氛围呈现出“富而不贵”的状态。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理念与实践，则有效克服了极少数人掌握绝大部分财富的不平衡性。共同富裕通过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消除两极分化。共享发展并非消灭一切差异或一刀切的平均化，而是克服资本逻辑的不平衡性，在尊重普遍的具体的差异中实现和谐包容、互利互惠。基于国内视角，通过构建“3+2+1”六大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以“城乡融合发展”打造新型城乡关系，为实现区域间平衡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基于国外视角，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周边国家共同繁荣，为克服世界范畴的不平衡性、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树立典范。

　　2.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防止“单向度”的发展陷阱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物质与精神密不可分、相互影响。资本主义通过加剧不平衡性来剥削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通过操控人的精神自由，使人变成单向度的“道德贱民”，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从本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关切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异化。“生产只为资本”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资本主义并不关心人的精神状态是否丰裕，这导致人异化成原子化个体，陷入普遍的精神贫困，产生单向度的“道德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中国式现代化切实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文脉基因。《管子·牧民》提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平衡理论提供了指导。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囿于物质生产，精神上成为单向度的存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十分重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首先，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通过大力推进物质生产为精神富裕提供保障；其次，克服资本主义逻辑的“支配—从属”关系，为化解人与商品的关系颠倒问题、实现人的本质复归提供内在规定；最后，通过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奠定精神富裕的政治基础。

　　从实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全面发展，超越了资本主义“单向度”的片面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制造了地理空间“中心—外围”的不平衡结构，也加剧了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性。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同样控制着人的生活空间。为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效率，资本主义现代化往往强化生产模式的同质化，长此以往，人被同质化成为缺乏个性、思维禁锢的“物”，即“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同质化生产将虚假意识普遍化，取代人的思想自由，资本逻辑下的精神“独立”与“个性”，实则是资本预先设计好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物质与精神相协调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加重视物质与精神相协调问题，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并多次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价值。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不平衡世界体系的新出路

　　资本主义现代化鼓吹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却大行单边主义，固化“中心—边缘”的不平衡国际秩序，宣扬“历史终结论”。中国式现代化则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本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具有普遍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抽象性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为剥削提供了合法外壳，成为西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精神，曾推动人类进入更高层次文明，但如今的“普世价值”则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偷梁换柱”。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狭隘价值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是现实的、具体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文明不可能完全一致。自从世界历史开辟以来，各国各民族交流呈现深化趋势，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在时间纵向上继承发展，也在空间横向上相互交流。世界历史越深入，各国联系越密切，资本逻辑产生的不平衡风险就越突出，也就越需要“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化解各种抽象不平衡问题。

　　从实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克服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的不平衡性。“虚幻的共同体”实际上是极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妄图以自身的特殊性替代真正的普遍性，它们站在全球价值链顶端掌握全世界大部分财富，通过转嫁矛盾来加剧世界的不平衡性。在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之下，人与人的关系依靠分工而绑定。美国通过“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设立中转站、调整全球分工，增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被替代的风险；而印度作为发达国家外包的主要场地，承接的多是产业链下游的低端服务外包，难以形成自主品牌。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真正的共同体”，致力于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构建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早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就如何打破资本主义不平衡国际秩序作出“第三世界”的论述，即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来抵抗第一世界的霸权；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人类的福祉，于2013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即“四大全球倡议”），进一步解答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始终同世界各国休戚与共，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平衡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合理的过程中，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傲慢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