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既表征为历时性维度上的演进发展进程，亦体现为共时性维度中的社会空间结构重塑过程。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了“空间转向”，学界开始从空间这一维度出发对现代化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指出“现代化作为一种宏大叙事的故事，包含着几种在全球范围内意义重大的地方性知识”，“还应该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性问题。有的学者从批判性反思各种域外现代化理论，借鉴并克服世界地缘政治哲学相关研究的局限，消化吸收本土派理论成果等角度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空间话语的生成逻辑问题。有的学者从空间的维度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历史叙事进行批判，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构建。有的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空间的非正义性表征，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球空间正义的实践。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现象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试图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进一步追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的世界历史空间叙事如何？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叙事构建？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反思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空间叙事，进而揭示全球范围内时空断裂现象产生的根源；而且能够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样态及特征纳入全球化的现代化叙事之中，进而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叙事引领。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的世界历史空间叙事
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相继登场，人类历史逐渐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逐渐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世界历史的空间格局被重塑。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产物，在生产力、分工与交往的共同推动下，通过时间压缩重构人类活动的时空坐标，赋予全球不同区域的现代化进程以同质、单向且必然的时间属性，形成特有的世界历史空间叙事。在这一叙事框架中，世界历史的空间生产被预设为必然遵循同质化与资本化的主导逻辑，非西方与西方被置于“传统”与“现代”这一有着明确时间指向的坐标轴上审视，不同区域文明被解读为处于现代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资本的深层操控。资本在空间中主宰着各种生产关系，资产阶级通过实践活动不断重塑空间秩序与格局，既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市场，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将异质并存的多元空间事物置于单一线性的时间轴上进行排列，进而对空间进行剥削并获得资本增殖。
（一）世界历史的空间延展：从民族国家内部到整个世界普遍交往的叙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既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的持续演进，又体现为空间维度上的延展。在马克思看来，为了寻找更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实现资本最大限度的自我增殖，“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的资本空间生产与“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空间资本再造成为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空间延展中的一体两面。
一方面，符合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需求的现实空间促成了世界历史的空间延展。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和消费，均需要依托特定的空间展开。在前现代时期，尽管欧亚非大陆已形成一个联系相对紧密的网络体系，区域交流也已具备一定规模，但人们所生活的空间仍保持着分散性、区域性特征。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市场交换的规模和范围比较有限。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商品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需要开拓更多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成为驱动资本主义到处落户的重要因素。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不仅意味着生产空间的延伸与扩张，还意味着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空间重构与再塑，这种空间变革成为世界历史空间延展的重要动力。生产工具的改进与交通技术的进步，促使资本突破了传统地域的局限，确认了自身在流通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从生产资料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到人口密集和生产资料集中的转变，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空间利用观念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四个从属于”空间格局的形成。可以说，从生产空间的重构到流通空间的拓展，再到整体空间格局的重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展，进而促成了世界历史的空间延展。
另一方面，聚合和构建符合特定关系的“虚无空间”推动了世界历史的空间延展。资本增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核心逻辑，一是积极吸纳现实空间，将既有的空间资源纳入资本循环体系，从中榨取剩余价值；二是为满足资本无限扩张的贪婪欲望，致力于创造出全新的潜在“虚无空间”，以此开辟更为广阔的增殖场域。尽管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并未直接使用“虚无空间”这一概念，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张过程的剖析中，已涉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潜在空间、未被开发空间等论述。后来经过列斐伏尔、哈维和福柯等思想家对“空间”多角度的阐释，将“虚无”与资本逻辑绑定，衍生出“同质化的虚无”“无差别空间”等概念，揭示其可批量生产、复制的特性。“虚无空间”意指一种具有潜在可转化性、尚未被资本完全吸纳或定义的空间形态，但经由资本运作能够转化为可供价值增殖的现实空间。
为了创造出更多的“虚无空间”，在资本的驱动下，新技术、新组织、新模式持续涌现，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可以转化的空间，出现了空间资本化的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言，“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也就是说，劳动阶级的生存空间成了受资本权力规训的空间，他们被迫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稳定的生活条件变得毫无保障。同时，通过在第三世界培育比照集团，资产阶级将基于民族特质和地方性的多元精神空间重构为同质化的、可复制的空间，致使真正的“地方”在当代精神秩序建构中持续边缘化，资本由此完成对全球空间的渗透与支配。
资本主义现代化通过把绝对空间相对化、多元空间同质化，借助空间重构建构起从民族国家内部到整个世界普遍交往的叙事框架，并将西方/东方、城市/乡村、核心/边缘的二元空间结构包装成一种看似“自然”的现象。这一进程内蕴着资本积累的空间剥削逻辑，使得空间差异问题愈发突出。
（二）世界历史的客观后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全球性风险增加
自新航路开辟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凭借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实现了对时间的掌控及空间的不断扩张，逐步剥夺作为主体的人在时空中本应拥有的地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并未带来普遍繁荣，反而不断加剧全球性风险，包括世界性经济危机、生态灾难和社会革命频发等。
自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以暴力手段打破了拉丁美洲、东南亚原有的社会结构，并通过殖民掠夺和殖民贸易建立起以欧洲为中心的早期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之后，两次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发展扩张。特别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美国、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逐渐演变为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形态，“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这种垄断组织的崛起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对全世界的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愈发肆无忌惮，亚非拉广大地区进一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发展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及政治实力，通过资本输出、美元霸权和债务控制等方式，构建并巩固以自身为核心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资本的增殖本性，使得区域性风险不可避免地扩大为全球性风险。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并未直接使用诸如“社会风险”“风险社会”“全球性风险”这类特定术语，但实际上已对全球性风险的相关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他们认为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等已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限域进而蔓延至全球范围，加剧了国际矛盾和冲突。恩格斯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使得个别工厂内部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进而导致全球范围内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剧烈。自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为降低成本、扩大生产，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导致地力耗损、森林消失、气候改变等现象频发。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出于“盲目的掠夺欲”对周边国家展开了掠夺，这种掠夺不仅使得“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更致使生态破坏的“裂痕”延伸至整个地球，“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东西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马克思还揭示了以殖民方式建立起来的世界市场，必然会导致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关系。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宗主国凭借对附属国资源的掠夺性获取来维持自身发展，附属国则被迫满足宗主国的多方面需求，而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进一步引发了在地缘政治层面的一系列激烈斗争。
二、扬弃西方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叙事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空间并非如康德所理解的那样，是独立于经验世界之外、作为感性直观基础的先验秩序，而是物体运动不可或缺的参照和社会实践长期作用的产物。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出现了对全球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控制，空间成为一个等待被时间占有的抽象存在，资本、技术与政治的合谋更是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时空断裂。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亟须公平正义的全球空间再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便提出了一种迥异于西方式现代化空间叙事逻辑的全新空间叙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这为我们深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指导。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叙事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内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实际，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以“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问题导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现实基础，以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通过重构现代化空间理论、改写现代化空间布局、重塑现代化空间主体，建构起独特的空间叙事图谱。
（一）西方式现代化的空间假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理论叙事
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得以成立的核心假设包括以资本无限增殖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所宣扬的价值准则。诸如“现代化是系统过程”“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等“外围假设”，共同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这一核心假设。基于这一假设，非西方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沿袭西方的现代社会架构及价值体系，包括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的深度分化、社会动员方式的革新及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推广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塑造的“空间”形态，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用以巩固自身利益、扩张势力范围的工具，空间成为稳定资本主义秩序的隐性架构。这使得空间概念长期处于工具理性的支配之下。鉴于此，构建一套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空间理论框架束缚、凸显空间正义内涵的新理论体系，已成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迫切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理论实现了理论范式变革。在方法论层面，突破西方式现代化理论的二元论预设，以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现实的历史叙述”为逻辑遵循，构建一种开放的理论范式。所谓“现实的历史叙述”，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立足现实的历史情境，以人的实践为逻辑起点，依据叙述对象的本质属性采取不同的叙述策略，从而深刻揭示现实历史的本质规律，把握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呈现人的存在的辩证本性。在本体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理念的现代性升华。例如，它将“天下为公”蕴含的公平正义理念，转化为保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实践；把“天人合一”所体现的生态和谐思想升华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并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生态治理的行动；将“革故鼎新”所彰显的创新变革精神，转化为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动力。这种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坚实的本体论根基，使其既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又富有时代活力。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独特的认知逻辑，既没有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现代化模板，也没有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现成方案，而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逻辑起点和检验标准，在实践中不断验证、修正和完善理论，进而形成了以问题导向为标识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论。“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无论是从本体论所揭示的本质，还是从认识论所阐明的认知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均打破了资本和权力对空间的单一主导，为空间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逻辑：既能为主体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又能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出发，实现空间的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从而形成了一套“现代化实践驱动下的理论发展”的空间理论叙事体系。
（二）西方式现代化的空间失衡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均衡叙事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打破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加速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引发全球空间的分裂与失衡。为摆脱自身运行机制中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采用空间扩张策略来消化和吸收过度的资本积累，使得世界空间呈现出一种“等级式”的结构特征，不仅在国际层面造成处于中心区域的西方国家与处于边缘区域的非西方国家之间二元对立的空间断裂，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城乡空间的割裂与对立，“权力关系、不平等结构以及支配与服从的实践行为，都嵌入在空间安排和关系之中”。
资本为了扩大再生产，把触角延伸到国际空间，“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空间失衡态势并未随着世界市场进程的持续推进而消解，反而呈现出愈加固化的特征，形成了以工业化国家为腹心区、半工业化国家为半边缘、农业国家为边缘的等级结构，“中心或‘心脏’汇集着各种最先进的东西”，“广大的边缘地区人口稀少，保存着落后的古代形态，容易陷于被剥削的境地”，半工业化国家、农业国家被锁定在原材料供应和低端商品输出的被动位置，其空间资源被肆意开发利用，而自身却无法从中获得应有的利益，这种历史上的不平等分配，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在空间资源占有上处于劣势，为后来的发展困境埋下了伏笔。国际层面的空间失衡，不仅体现为不同区域在空间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还体现为因空间身份与空间权利的固化引发的空间区隔、空间歧视等问题。“东方”在国际社会中被赋予了特定的空间身份，这种身份往往与贫穷、落后、野蛮、专制等负面标签联系在一起。西方国家甚至可以肆意干涉东方国家的主权，严重侵犯了它们的空间权利，影响了其自主发展道路的选择。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时间存在差异，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西方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态势。1650年前后，世界的中心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和葡萄牙等属于二等地区，威尼斯一线以东的欧洲、罗马以南的意大利（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属于边缘地区。到20世纪初，欧洲贫富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已达到了1∶4，远远超过19世纪初的1∶1.6左右。
此外，这种空间失衡还表现在同一国家内部的空间要素上。为了满足工业资本大规模积累与扩张的需求，作为能够促使劳动力就近集聚、推动商品高效流通、助力配套服务业规模化发展的城市，其空间范围不断向外拓展延伸。而乡村由于不易吸引各类生产要素的聚集，持续受到城市空间的侵占和挤压，成为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储备基地，城乡发展差距巨大。有些城市内部也出现了空间失衡现象，城市中的优质空间被资本所垄断，“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低收入群体被迫向城市边缘或基础设施匮乏的区域迁移，结果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据统计，1801年，占人口1.1%的最富有者拥有25%的国民收入；到1848年，这一群体占比增至1.2%，但财富占比却跃升至35%；1867年，最富有者群体扩大至总人口的2%，其掌握的国民收入进一步提升至40%。
突破资本主义现代化空间发展的局限，推动人类现代化进程迈向新的阶段，不仅契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无产阶级必须肩负的重大使命。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发展越来越依赖空间互动。这种空间互动既有助于生产各环节跨空间协作，优化资源配置与分工；又能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搭建开放平台，促进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交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面对的是透过自身发展折射出的人类现代化共性挑战。“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需要相对均衡的空间环境作为稳定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化。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改变资本的私人属性，才能修复被资本无序扩张所割裂的空间，未来社会空间形态是一种保留自然差异基础上的共享性空间，而非消除一切差异的同质化空间。构建具有共享特质的空间形态，就要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进行彻底的革命，包括打破旧有阶级壁垒的阶级革命、提供强大动力的生产力革命、开展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及进行相应的思想文化革命等。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并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构建一个更加协调、开放、包容的空间奠定了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为准则，注重区域发展空间平衡、城乡发展空间平衡和国际空间平衡，构建起一套既彰显中国特色、又能有效回应全球挑战的现代化空间均衡叙事体系。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均衡叙事是在多元空间交织融合的复杂场域中开展的，强调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显著特征、本质要求及重大意义等核心要素，融入空间布局和文化呈现等层面，通过合理调配空间功能价值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使受众在与空间互动中达成情感共鸣、思想共识与行动自觉。就区域发展空间维度而言，从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的均衡布局，再到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构建起“全国一盘棋”区域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叙事体系。就城乡发展空间维度而言，强调在尊重城乡空间差异的基础上，赋予城乡平等的空间存在权与空间发展权，构建起以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状况为叙事起点，以增强城乡间的互动交流、促进城市资本要素流向农村为叙事内容，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农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为图景的城乡均衡发展叙事体系。就国际空间重构而言，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叙事基础，以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叙事主线，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叙事内容，构建一个蕴含中国智慧、彰显中国方案的独特叙事体系。
（三）西方式现代化的空间异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主体叙事
现代空间既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又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动态场域。现代化本身兼具抽象性与具象化的双重维度：一方面，需要构建抽象的价值体系，激发人们在“现代化”追求下，实现自我与他者、社会、世界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具体可感的空间实践得以呈现，使个体能够在日常经验中感受现代化的成果，并通过主体性参与不断重塑空间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为攫取更多剩余价值，往往根据工种差异和效率高低把工人固定在流水线上，以降低生产成本，这种工作空间的控制甚至延伸到生活领域，工人被迫聚居于贫民窟，住房拥挤、卫生条件恶劣，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以维持生计，人在空间中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换言之，空间成为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工具，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人与空间之间丰富的关联被割裂了。随着网络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空间被数字景观和人工智能深度解构与重塑，人们不断在不同的空间中迁移和切换，社会关系和归属感进一步消解，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虚拟空间，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也引发了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知偏差，并在精神层面造成了扭曲现象。一方面，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被嵌入资本增殖体系。精神空间被宰制的劳动者，鲜少获得投身科学、艺术等创造性活动的契机，亦缺乏充裕时间开展社会交往、培育自由个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生存状态的畸形。另一方面，劳动者无法从劳动成果中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导致他们对自己的劳动失去热情和动力，进而影响他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认知。而网络时代算法规则所带来的“信息茧房”更是将人束缚在狭隘的网络空间中，导致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空虚，影响了人类生存的厚度和广度。空间能现实地参与到人的自我生成进程之中，影响人的存在状态。这种被算法限定的狭隘网络空间，影响了人与多元现实的联结，束缚了人的自我发展，加剧了空间对人的异化。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凝结着特定的价值目的与发展诉求，有着丰富的主体叙事。这里所说的主体叙事包含着双重面向，一方面是探讨“谁来推动世界历史”的问题，即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和动力，主体推动世界历史的积极性等；另一方面是探究“如何推动世界历史”的问题，即主体实践活动的路径与方式，以及怎样有效引导主体通过实践活动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问题等。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体，而且将整个世界历史视为人的主体性真正生成与发展的历史。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以回答世界之问与中国之问的实践推进，引领世界发展的叙事构建。就本质属性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形态，兼具“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双重本质特征。这一内在特质，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及人民群众的实践参与均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诉求。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和动力，党需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思想动员，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对于人民群众而言，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才能依托历史发展的合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为丰富的生产力成果。
其二，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世界历史”场域，中国主动书写自身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探索出一条基于自身文化根基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党一开始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没有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简单模仿，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表明中国在世界历史叙事中重新确立并强化了中国的主体地位与话语权。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核心位置，强调人在空间生产与社会进步中的主体地位，促进了主体性世界历史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劳动异化的扬弃和主体在世界历史维度上的解放是同时同构的。从“价值关系的评价主体”到“发展成果的享受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将人民的满意度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现代化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叙事借助“第二个结合”的创新路径，为人们提供广阔的精神创造空间，以帮助人们摆脱因文化殖民和文化虚无导致的价值异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叙事建构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空间叙事，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线性历史叙事范式与空间布局的批判性反思，将本土化实践有机融入世界现代化叙事体系构建之中，在消解西方现代化模式所谓普遍合理性的同时，也为世界历史进程贡献了中国的经验参照与方法论启示。
（一）突破传统空间认知局限，构建更为全面的世界历史解释框架
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现代化的空间视野主要依赖于反映“真实”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视野和阐释这一物质现实的“第二空间”想象视野。然而，这种认知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将空间过度物化，使得空间所蕴含的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等丰富维度被遮蔽。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叙事摒弃了这种将空间单一化的认知方式，把“人”置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进行全面考察。基于这样的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具有开放性的“新的空间辩证视野”。在这一视野下，主观与客观不再是彼此割裂的对立面，而是相互交融的。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的“新的空间辩证视野”，突破了西方旧有的空间认知框架，为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向。
就空间结构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所推动形成的世界历史，其空间认知呈现出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结构，“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以自身为圆心向外推衍，将近东、远东等地区视为陌生的“他者”，构建起一个以同心圆为特征的多层级现代化空间结构，而作为异己的非西方世界，只能被动接受西方的影响与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起一种以多元“差异化空间”为特征的多中心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复杂多元的过程，走向世界历史更高阶段的路径选择是多元非线性的，各种文明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与空间，彼此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推动世界历史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迈进。
就空间解释而言，形成新的“世界历史”解释框架。自近代以来，传统的“世界历史”形成了一套包括核心层、次外围层和外围层在内的解释框架，核心层是以自由民主理念为内核的西方历史叙事，即人类历史在一定规律的作用下沿着连续且有序的轨迹演进，其中西方已达到自由民主的进步状态。次外围层主要借助类比、对比和解构等方法解读非西方历史，在多数情况下，非西方的历史演进被用来为西方“上升”的合法性提供佐证，其在世界进程中产生的影响常被忽略不计。外围层是西方的世界叙事，整个世界历史被建构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等级化叙事，在掩盖西方现代化通过殖民掠夺完成原始积累的同时，将西方的历史解释上升为“普遍性”解释。“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而中国式现代化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将世界历史解释为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与动态演进特质的有机整体，在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机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擘画了21世纪世界历史建构的总体图景，阐明了21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行动纲领。
（二）推动空间实践形态转变，重塑多元共生的世界历史空间样态
资本支配下的空间对应着一套独特的空间管理机制，即生产者依据资本逻辑进行空间规划，推动生产资料和资本在特定区域实现空间集聚，并构建起与之匹配的消费空间市场。这种空间规训一方面巧妙地“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使得不同地区的人能够跨越空间障碍，参与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另一方面，在资本的推动下，每个人似乎能与更大空间和场域中的人及事物建立千丝万缕的关联，看似拓展了自身的空间认知边界，实际上人们在资本营造的虚拟空间和抽象关系中徘徊，空间意义却指向了“虚无”。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空间建构，显著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证实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与乡村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享有平等地位。发展中国家成为空间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这种空间建构承载着更多的权利愿景，强调不同文化和群体对空间的多元认知和体验，“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基于这种多元的空间认知，不同主体在空间中能够找到自身的位置与价值，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准确定位他者及妥善处理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经验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叙事以整体意识和系统观念重塑了新的空间样态。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现代化构建了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空间样态。而中国式现代化在承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与矛盾的前提下，倡导实现动态平衡、共生共存的现代化，逐渐构建起一种均衡发展、互补开放的空间样态。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政党与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动态互动，实现了从空间分割向空间互补的转型。在动力与平衡的关系上，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曾将速度尤其是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现代化的重中之重，相对注重发展的动力机制，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前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平衡现象开始凸显。在此背景下，统筹推进各领域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优化组合各领域发展要素，即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便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现代化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另一方面，通过推进精准扶贫、城乡融合发展、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合理调节收入差距，着力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使得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都能在均衡发展中共享成果。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既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国内建设，推动国内各领域协同发展，筑牢国内发展的坚实根基；又以“一带一路”倡议等为重要依托，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领域贡献中国智慧，为破解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空间不均衡困境、重塑多元共生的世界历史空间样态提供新世界观。
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叙事以共存意识和共享观念重塑了新的空间样态。资本主义现代化使得非西方被置于西方主导的既定空间框架中。这种处境使得非西方既渴望确立自身独特的空间位置，又因处于附属空间地位而深感焦虑。结果导致自身文化特色与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原本清晰的空间标识在西方的影响下被弱化，难以在全球舞台上展现独特的价值与魅力。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将东方与西方置于二元对立的思维藩篱，为“全球南方”国家在两制共存中寻求独立自主的国际空间提供了中国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参与方式和合作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促进文明叙事范式转型，彰显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文明指向
资本主义的文明叙事是把“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刻意炮制所谓的“文明标准”，宣扬“资本主义文明优越论”“文明一元论”和“文明冲突论”，鼓吹人类文明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单一性文明叙事。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叙事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型话语表达，既遵循了文明发展的普遍逻辑，又契合了人类文明总体需求，深化了对文明逻辑与文明本质的科学认识。这一空间叙事塑就了实践主体存续、文明形态创造、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型范式，在文明多样态共存的语境中破解西方文明叙事中文明优劣的等级逻辑，在推动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叙事中破解西方文明叙事弱肉强食的霸权逻辑，在确证人民群众作为文明创造主体的地位中破解西方文明叙事虚假主体的物本逻辑，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面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身发展“三重困境”提供了答案。
从人类文明发展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现代化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崭新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空间的超越性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以生产力的单维增长为文明动力，以利益至上为发展理念，借助不平等贸易、暴力乃至战争等强制手段，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与市场进行掠夺，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进行榨取，构建了一整套自我合法化的解释体系。该体系以“现代性”为名，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空间形成发展逻辑，并借“现代文明”之名把这种特殊的、充满内在矛盾的文明叙事普遍化为一种全球历史的元叙事。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刻反思西方生态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人类社会整体福祉为出发点，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为构建全球空间正义格局贡献中国智慧。同时，依托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不断拓展并优化人们的生产空间布局、交换空间效率与消费空间品质，打造惠及全世界人民整体利益的生产空间新平台与生存空间新范式，在积极拓展和合共生的文明空间中创立了富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叙事样态。
从社会主义文明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底色，破除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定式，“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文明类型”。苏联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开辟出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其通过强化计划经济调控、突出阶级斗争理论、完善集权管理体制、注重物质生产发展等系统设计，形成了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性、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动员能力，但过度聚焦于东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对立，当现实矛盾凸显时，不是直面问题寻求改革，而是机械套用理论范式进行辩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性都拿这一体系作为辩护工具”。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转型为核心要义，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突出政党的领导作用，致力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筹文明的传承与文明共同体的永续发展，重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叙事结构。以制度创新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民族与世界的开放交融中，构建起涵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完整制度体系，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话语体系。这套话语系统阐释了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价值意蕴、实践路径与评价标准，科学回答了“中国制度何以成立”“为何具有优越性”“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等一系列重大命题，不仅拓展了制度文明的实践空间，更丰富了人类制度文明的多元图景。
从中华文明转型维度来看，“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不断弥合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张力，构建起一种体现主体性、实践性和世界性的新现代性文明叙事样态，彰显了以中华文化主体性掌握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主导权的核心理念。这种叙事样态以坚定的文化主体性为根基，将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紧密结合，通过空间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既彰显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又体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