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海  姚功武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深刻指出：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终其一生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推进与拓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科学总结和系统阐释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相统一推进中国现代化

　　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在反复比较中的选择，也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使中国在现代化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从模仿走向超越。毛泽东明确了发展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

　　1. 中国共产党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领导核心

　　“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百年奋斗的首要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独立、先进和“自觉的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夺取和掌握政权进而实现社会变革和完成历史使命。近代以来，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各阶级从学习器物、制度、文化等层面进行了革命或改良的现代化尝试，但这些早期探索“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是缺乏以科学理论指导的先进政党领导。

　　毛泽东不仅是党的主要缔造者，而且在长期实践中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和锻造。建党之际，毛泽东在反复比较中逐渐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长沙积极建立党团组织和到上海参与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坚持以历史主动精神带领人民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认识到“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革命党在革命斗争中走错方向将导致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想，领导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他还指出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带来的危害，认为党的思想领导和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通过古田会议纠正了党内错误倾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把党的建设上升为“伟大的工程”加以推进，还基于历史经验教训提出“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任何政党都无力领导中国革命实现最终胜利。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如果缺乏党的艰辛努力和主导推进，中国独立与解放的目标终究无法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和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和实施“一五计划”，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1957年5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削弱或离开党的领导就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

　　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不断推动党的建设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形成了“十三个坚持”的党建理论体系，把党的领导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开创了党的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

　　2. 人民群众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本位、逐利本性、殖民扩张为特质的现代化，资本逻辑造成了贫富分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运动区别于以往单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强调我们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近代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使本就生活疾苦的中国人民遭受着更加悲惨的命运，这“是世界所少见的”。尽管不同阶级纷纷学习西方以图自救，但这些早期现代化方案都失败了，未能改变人民蒙难的窘境。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是脱离甚至惧怕人民群众，不懂得革命胜利“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把为民造福和依靠人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价值目标。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认识到民众大联合是推翻旧社会的新方法。大革命时期，他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阐明了革命的领导者和依靠者，明确提出唤起和组织民众“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如果运用正确的工作方法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实际问题，那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并领导了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把“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作为干部选拔标准，提出“中国的老百姓”是革命的主体力量，强调只要坚持努力工作就会得到中国人民支持，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要求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以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人民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并自信地指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1952—1976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分别从679亿元、119元、119.8亿元、461亿元、80元、19.1万人，上升到2 961.5亿元、318元、1 204.6亿元、1 258亿元、171元、56.5万人。

　　历史和现实表明，人民群众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动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1978—202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就业人员、普通和职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执业（助理）医师分别从3678.7亿元、385元、9 514万人、86万人、98万人，发展到1 260 582.1亿元、89 358元、47 032万人、3 775万人、478万人，1979—2023年平均增速分别为8.9%、8.0%、3.6%、8.8%、3.6%。

　　二、坚持坚守真理和理论创新相统一推进中国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阐明了守正创新的重大意义，揭示了“坚持理论创新”是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坚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探索现代化，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以及开创了这一事业的历史进程，为我们党继续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推动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启示。

　　1. 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动摇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既客观评价了资本主义凭借现代工业发展超越了以往旧社会，推动着现代化的全球拓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同时也深刻批判了西方现代化逐利剥削、全面扩张及资本本位等带来的沉重灾难。他们还以宏阔历史视野对不同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作出科学探讨，分析了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符合实际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思想指引，也在不同国家的现实场域、时空境遇中彰显了真理光芒。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必须在实践中成为“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基于中国现代化实际，毛泽东对为何学、学什么、怎样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出了系统论述。一是关于为何学的问题。毛泽东早在革命时期便强调，如果不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无法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阶段上去”，同样无法指导当前革命斗争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源于社会实践，只要被群众接受和掌握后，就能够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二是关于学什么的问题。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不能把其学懂弄通就会缺乏共同的交流语言和方式方法，而一旦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则可避免许多麻烦事情，“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也重视学习政治经济学，他在革命时期就广泛阅读了《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撰写了诸多经济报告。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着眼于现代化发展实际，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并亲自和党内同志认真研读政治经济学著作，最直接的理论成果就体现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之中。三是关于怎样学的问题。毛泽东经常提倡和推荐党员同志要多读精读《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经典著作，还强调读书必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立足点，以便更好“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认为不能在多读书基础上对所学知识进行有效消化，那么会适得其反“成为书呆子”。在学习态度上，他多次勉励党员同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不能有畏难和骄傲的情绪，强调善于运用“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的方法便能够学有所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空前崭新而又极为艰巨的事业，在探索的过程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在现代化实践中逐步“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并不断取得新突破和新成就。

　　2.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判断和观察总结，率先在党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崭新且亟须解决的命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以及历史文化相结合才能避免成为抽象和空洞的理论，主张使之转化为符合中国特点、作风和气派的崭新内容和形式，进而在中国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是两者深相结合的内在要求。实践性和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特征的重要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旧哲学的批判继承，阐明了人类实践的本质、特点、形式及作用，创立了科学实践观。同时，“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必须注重不同文化的原生场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而要着眼中国现代化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源自客观实际且历经实践检验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而部分人把其视为僵化教条，必然会造成理论止步不前和坑害自己及他人。另外，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实事求是”定义为从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中去探究和把握规律并以此去指导社会实践，还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运用“有的放矢”这一通俗易懂的词语来生动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彼此相结合的方式方法。

　　另一方面，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是两者深相结合的客观需要。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跨越时空与超越国界进而指导中国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近代中国各阶级早期现代化探索相继失败，其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在党成长的幼年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把握不到位，出现了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残酷战争环境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阶级状况、主要对象、领导力量、前途命运等问题，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尤其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视角深刻论述了主观与客观、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彻底批判了教条主义，为推动理论创新提供了方法支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实际，明确提出要坚持以苏为鉴，开启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形成了诸多现代化建设的新理论。

　　历史和现实表明，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理论创新，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方法遵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成果不断实现创新发展。

　　三、坚持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相统一推进中国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自立自强而又在不断对外开放中博采众长的现代化新路，彰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长期现代化探索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既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基础，同时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积极争取外部援助和辩证学习外国长处，为当前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启示。

　　1. 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走好中国现代化道路

　　“坚持独立自主”，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一是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内在要求。革命时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还以鸡蛋转变成鸡子、以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以国共两党的革命斗争为例，揭示了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中国能够赢得革命胜利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而其他国家援助支持是重要条件但不能起决定作用，只能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产生影响。

　　二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内在要求。唯物史观认为，坚持独立自主内在要求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提出革命最强的力量是民众大联合。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只要真正解放了我国人民的生产潜力并在实践中充分应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又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提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虽然希望有外援帮助但绝不能形成依赖，必须依靠军民的共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通过有效组织能够发挥自身力量，大力推动生产和发展福利事业。

　　三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决定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不断反思和批判教条主义的危害，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领导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抗战胜利虽离不开他国的正义支援，“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最终依靠本国人民力量打败了中外反对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识到我国经济技术落后和人口数量众多，多次强调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外国帮助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自己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正是坚持自立自强，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无论是与旧中国经济发展的纵向比较，还是与同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横向比较，都毫不逊色。

　　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探索和开辟现代化发展道路，依靠人民群众和立足现实情况来办好中国事情与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新的伟大成就，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2. 以争取外援为辅，借鉴吸收世界现代化的文明成果

　　毛泽东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要排斥争取外援、对外开放，走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道路。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毛泽东对为何要争取外援、向外国学什么、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进行了理论阐发和实践探索。

　　一是回答了争取外援、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35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虽有足够能力与决心去战胜敌人和走向富强，但国际援助对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进行“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1937年7月，毛泽东重申，依靠自身力量是打败日寇的主要方面，但争取“外援是不可少的”，要尽可能采取措施孤立敌人。1949年6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国家开展的人民革命如果离开国际力量援助，那么取得最终胜利以及巩固胜利成果都“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基于我国贫穷落后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认为任何民族能够存在和发展都具有自身的长处与短处，强调无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何种程度都要谦虚谨慎向外国学习，主张“一万年都要学习”外国长处是件好事情。

　　二是阐明了争取外援、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明确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在学习内容上主张全方位学习外国优点。在经济方面，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广泛同其他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和互帮互助、平等互利，“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客观指出，美国“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比如学习他们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力。在科技和管理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上都较为落后和缺乏经验，所以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在文艺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吸收外国语言中的“进步道理”和“新鲜用语”，以此丰富中国原有词汇，还主张在以我为主前提下努力“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

　　三是制定了争取外援、对外开放的原则和方法。一方面，坚持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吸收外来的东西。毛泽东指出，学习外国长处是为了更好改进和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新东西，需要注意和坚持以我为主，做到“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盲目崇外和机械搬用外来的东西。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需要充分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并以此补充自身的文化食粮，但要辩证看待其精华与糟粕，“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多次强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外国的长处，切记不能够盲目跟从、全盘照搬。

　　历史和现实表明，毛泽东不仅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以实际行动促进了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不愧是伟大国际主义者，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启示。

　　四、坚持远景目标和阶段规划相统一推进中国现代化

　　习近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毛泽东作为战略家、实干家，既高度重视并合乎规律地擘画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又自觉主动把阶段规划同远景目标进行相互衔接，提出并实施了符合实际的“两步走”具体策略，为当前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启示。

　　1. 擘画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是否具有合理的长远发展目标，关系着国家发展的方向速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内涵与规律的认识，从新中国最初的“一化”，进而形成确立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勉励人民要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使我国由贫穷落后转变成“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文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提出来了。同年，周恩来在毛泽东修改审阅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如果不能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的现代化建设上走向强大，那么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和实现革命目标。这是我们党对“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早表述，党的八大把其写进了通过的新党章的总纲部分。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毛泽东这“三个现代化”的提法，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得到了继续沿用和广泛接受。

　　不久后，毛泽东通过反思“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了对现代化目标的认识与设计。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首次完整提出和阐释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1960年3月，毛泽东接见尼泊尔首相时，重申了这“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1962年1月，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远景目标。后来，“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提法有些微小变化，比如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摆放顺序发生转变。在此基础上，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再次提出和正式宣布了建设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强国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新明确和再次强调了这“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历史和现实表明，“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既合乎中国发展规律和彰显自身特色，又是对世界现代化共同特征的自觉体认和深刻把握，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时空条件如何变化、风险挑战如何艰巨，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而不懈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四个现代化”是已经确定无疑的战略目标和总任务，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坚定不移地搞好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2. 立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化

　　毛泽东不仅擘画了“四个现代化”目标，而且围绕远景目标自觉主动地对战略步骤作出精心设计，制定了行之有效的“两步走”具体方案。1953年6月，毛泽东围绕过渡时期的时间问题，提出大体需要经过10年到15年的努力，或者是持续更长的发展时间。1954年6月，毛泽东又针对何时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提出打下良好基础大概需要15年时间，而要达到建成的目标则差不多要经过50年左右时间。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最初设想和首次阐发。1955年3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大概需要15年时间才能完成“一化三改”任务并力求建成社会主义，但要实现工业化强国目标就必须付出50年的艰苦努力。同年10月，毛泽东把完成强国目标的预计时间延长了25年，提出有把握大约在15年时间内基本完成“一化三改”，而要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约需要50年至75年时间。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提出，需要经过50年到100年时间奋斗才能“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

　　在“大跃进”运动中，我们党曾把预计完成目标的时间提前许多，但很快就纠正放弃了“超英赶美”战略。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存在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且后者比前者需经过更长发展时间。1962年1月，毛泽东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所以“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发展是不可能赶上更别说超过西方发达国家。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准确地提出和阐述了“两步走”发展战略，即国民经济从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大约从1966年至1980年前的15年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以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迈向世界前列。至此，“两步走”战略成为我国为实现远景目标而制定实施的科学具体步骤。1975年1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明确和突出强调了“四个现代化”远景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走”阶段规划。

　　历史和现实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两步走”发展战略，是首个比较完整科学、行之有效的战略安排，推动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启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进一步把民主政治、法制建设等内容纳入现代化建设中，采用了富有文化底蕴的“小康之家”来形象地突出现代化目标，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0世纪末，我们党提前完成了“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发展目标，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内涵上将“美丽”纳入了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中，在步骤上提出了新“两步走”战略安排，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提前到了2035年。

　　五、坚持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统一推进中国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要统筹全局、突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统一的方法，毛泽东既基于重点论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推进国家工业化，又坚持两点论提出“两条腿走路”方针，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启示。

　　1. 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推进国家工业化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前提基础。伴随中国现代化发展，毛泽东对现代化含义与规律的认识也逐渐深化。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是从工业化的视角来认识现代化，阐明了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与标志。1944年5月，毛泽东指出，实现工业化是战胜侵略者和取得民族独立的前提保障，而“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5年4月，毛泽东重申，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制定战略规划逐步建立和发展轻重工业，进而“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强调，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尽快推动经济发展和肃清残余敌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不仅注重工业化的“一化”发展，还针对当时情况明确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二化”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一化三改”，其中国家工业化占据主体地位，还实施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新中国首个中长期规划即“一五计划”。1956年4月，毛泽东在处理重、轻、农三者关系时指出，新中国建设重点是重工业，要把生产资料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这是已经定了的”。1957年2月，毛泽东再次重申，我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处理重、轻、农三者的发展关系，必须肯定“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之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

　　历史和现实表明，毛泽东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启示。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发展。在毛泽东看来，任何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扩大再生产，都必须遵循优先发展生产资料这一“共同规律”。二是对苏联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毛泽东认为，苏联在短时间内凭借经济的高速增长跃升为强大工业国，“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不可否认，苏联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援建了许多重要项目，对我国的工业发展及其体系构建起到了促进作用。三是对新中国面临严峻国际形势的应对。为巩固国防和抵御外敌，毛泽东不得不多考虑发展重工业。1953年9月，毛泽东把为人民谋求眼前利益称为“小仁政”，而将发展重工业、进行抗美援朝等为人民谋求长远利益看成“大仁政”，并强调两者必须统筹兼顾，当前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的“大仁政”上。基于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在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实施了“新四化”战略，坚持把工业化置于首要位置，经过不懈努力使我国成为了世界性工业大国。

　　2.“两条腿走路”方针整体推进中国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前五条侧重从经济维度调动发挥各种积极因素。他在后来一次重要会议中指出，“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换言之，在经济建设中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就是在各领域和各层次上搞一整套“同时并举”，这些充满辩证法的建设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充分肯定。在毛泽东看来，同时并举方针构成了矛盾统一体，双方之间相互制约、相辅相成，有利于避免现代化经济发展失衡。

　　一是坚持工业和农业的协同并举。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苏为鉴合理调整重、农、轻的比例关系，在以重工业为主的同时相应提高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这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发展重工业和改善人民生活。1957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农业就是工业”的重要论断，要求工业部门必须帮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1959年，毛泽东又把发展序列由原来的重、轻、农改变为农、轻、重的先后关系，认为“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思想，这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二是坚持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协同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是整体与部分关系，两者相互依存与联结。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基于苏联经验和我国复杂国情提出，必须坚持以党中央领导为前提，给予地方更大权力使其能够独立办事情和建设现代化。他还把中央部门分为两类，一种是微观上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另一种是宏观上对工作的方针和规划作出整体指导，由地方负责具体事务。此外，毛泽东还运用辩证法原理来阐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调要正确把握独立与统一，凡是合理的权利主张和独立要求，地方都应当具备和努力争取，认为这种立足国家整体利益的争权，不能把其称之为地方主义。

　　三是坚持大中小企业和土洋生产的协同并举。一般情况下，大企业采用洋法生产，中小企业多采用土法生产。一方面，毛泽东重视大型骨干企业发展，认为由于我国贫穷落后的发展现状，所以稳步建设部分大型的洋的骨干企业是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的重要支撑。他还指出以大企业、洋法生产为主导，大力兴办中小企业和广泛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注重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强调有效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去帮扶和建立一批中小企业，进而取得“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的效果。他还以发展的眼光提出，企业规模会由小到中、中到大的转变，落后会向先进转变，土法会向洋法转变，“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历史和现实表明，毛泽东关于“两条腿走路”发展思想，既注重协调发展、同时并举，也避免主次不分、平均用力，至今仍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针和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和实施了同时抓好物质与精神、建设与法治、改革开放与惩治腐败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深刻阐释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的“六个重大关系”，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结语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的“十个坚持”，既是科学理论概括、历史经验总结，也是根本实践要求。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深情回顾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明确要求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者与奠基者，毛泽东终其一生进行了艰辛探索，其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坚守真理和理论创新、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远景目标和阶段规划、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相统一。新时代新征程上，这些宝贵历史经验无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智慧力量和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总结和传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