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1]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把握，对“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依据
所谓阶梯式递进，是指事物的发展并非匀速直线前进的，而是通过矛盾积累、条件准备和临界点突破，实现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系统性跨越。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认识与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统一。
1. 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认识论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其认识必将经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这符合人类对新事物的认知规律，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发展过程及其真理性问题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是认识具有反复性。从认识的客体来看，客观事物是联系的、复杂的、变化的；从认识的主体来看，人们的认识总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性和主观条件的有限性，人们形成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二是认识具有无限性。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恩格斯指出：“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的前进过程而实现。”[2]这说明，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任何时代的认识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三是认识具有前进性和上升性。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表明，对真理的追求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每一步都拓展着认识的边界和深度。四是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人类的认识活动并非孤立、抽象的思辨，而是向物质力量转化的能动过程。人类在改变世界和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类自己，使其从盲目受规律支配的状态，转向认识规律并自觉运用规律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状态。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新型的现代化形态，对其认识经历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根本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3]这里的政治条件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就是向现代化发展的起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4]为此，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由实现工业化扩展为“四个现代化”，明确了现代化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并提出“两步走”设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步骤进行了初步考量。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要求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并用“小康之家”来诠释“四个现代化”，突出强调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有中国特色。随后，党的十三大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作了细致的安排谋划，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之际，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继续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五大特征”，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从党的十三大的“三步走”战略到党的十五大的“新三步走”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大的“两步走”战略，上述认识过程也表明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战略安排、鲜明特征、本质要求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过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我们党对它的认识也会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2.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阶段性依据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代替一种旧的经济社会形态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从确立到成熟同样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形态，从社会形态更替规律来说必然要经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并且预测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这个取代的过程却是长期而复杂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旧生产关系需要在一定历史时期内长期并存。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旧的生产关系为维持自身统治和利益会采取各种形式的自我调整，可能会暂时地、局部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的要求，因而仍然具有存在的空间；而新的生产关系需要创造出比在旧的生产关系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培育和巩固。所以，新的生产关系的成熟稳定要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二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最终确立要经历螺旋式上升的多个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依据经济成熟程度的差别，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和“一个较高的阶段”，并且预测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发展将经历“长久的阵痛”、“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等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根本动力依次递进，是一个长期的、统一的、完整的过程。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活力、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只有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藩篱，才能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使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现代化形态，当然也随着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阶梯式递进而不断向前推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经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且“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7]同时，毛泽东还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的长期性，指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8]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10]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经过长期积累后站上新起点的关键时期，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也要经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逐步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3. 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提供了实践依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的基础差、底子薄，同时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期盼多、要求高，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经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使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中国也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落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举民族复兴大旗，努力探索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路线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发出“要来一个技术革命”[11]的号召，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且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2012年到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54万亿元上升到114万亿元，增长幅度超过一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1.3%增长到18.5%，稳居世界第二位。[12]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国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光明前景。
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实际条件探索一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必然要经历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个体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对这五对重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既要在实践中稳步探索，又要在理论上概括提升并进一步指导实践；既要满足人民对现代化的期盼，又要解决好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等一系列问题。经过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立足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统筹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我国发展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可知，资源环境压力、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人口结构变化等外在约束条件，决定了现代化必须在破解难题中阶梯式前进；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团结奋斗精神和凝聚力向心力等内在动力，为每一个阶段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持续动能。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现出的广泛性、人民性、协调性、共生性、开放性特征，内在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以及所采取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并联式发展模式，都深刻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自主思考、独立探索，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大创新，有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二、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显著特征
阶梯式递进反映的是一种多领域协调并进的发展模式，即将复杂的事物或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或步骤，每个阶段或步骤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呈现出逐步上升、逐级递进的态势。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发展指标、发展成效等方面体现了阶梯式递进的特征，其本质在于目标阶段性、发展累积性、制度适应性、实践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1. 发展目标的阶梯式递进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从提出“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最终锚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发展目标从重点突破到系统构建、从追求赶超到实现引领的阶梯式递进过程。发展目标的阶梯式递进过程大体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提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发展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提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3]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14]当时，建设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快速提高工业发展水平，建设一个初步具有强大生产能力和现代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国家。二是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越来越清晰。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具体包括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1957年，周恩来认为交通运输业包括在工业现代化之内，因而“交通运输现代化”不宜单列出来。同年，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5]“现代科学文化”被纳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构想中。1960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国防现代化”纳入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中，周恩来提议将“科学文化现代化”的表述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至此，“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正式确定，并由周恩来在1964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一目标旨在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同时推动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造，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三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二大在沿用“四个现代化”表述的同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6]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和核心特征。党的十三大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7]这一新表述将现代化奋斗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分解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共同提升；并将“富强”置于首位，呼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向，凸显了经济基础的优先性。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8]“和谐”的增加有力回应了经济快速增长伴生的社会矛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作了新的拓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首次将“美丽”纳入现代化的内涵，体现了对现代工业文明局限性的反思；将原来的中心词“国家”改为“强国”，强调了从发展体量到发展质量的层级跃升；将具体行动由“建设”变为“建成”，体现了战略规划的逐渐清晰化。这一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注入了新的内涵，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布局，体现了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自觉。纵观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提出过程可知，它通过持续的动态调整防止发展陷入“低水平循环”，最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中实现文明形态的逐步演进，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2. 发展战略的阶梯式递进特征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有序推进，离不开科学的战略安排、明晰的战略步骤和系统的战略部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发展目标的演进，分阶段、有步骤地制定和调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为阶梯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大体包括以下四次战略安排。一是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同时，提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0]二是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让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部署。要求在下世纪的第一个10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四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四次战略安排，从时间上看，规定了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到本世纪中叶的战略步骤，确保了发展战略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步骤上的接续性；并且早期战略以10年、20年为一个周期，新时代战略则延长至15年、30年，反映了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定力和耐心。从内容上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接续引领中国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摒弃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等弊端，使我们走上了一条立足本国国情的更为理性、更为人文、更为光明的现代化道路。从质量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从解决“生存性问题”到实现“发展性目标”，再到追求“高质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加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战略遵循“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哲学逻辑，将长远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阶段性任务，在规划时间、内容和质量上通过渐进积累实现阶梯式递进。
3. 发展规划的阶梯式递进特征
国家发展规划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施工图，同时其与战略步骤结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因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汇聚全党全国智慧，制定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和方向前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我们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并发挥规划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导向作用奠定了历史基础。发展规划的阶梯式递进过程，集中体现在十五个五年规划（计划）中。从1953年至今，我国已经编制了十五个五年规划（计划），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历史阶段。一是“一五”至“五五”时期，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奠基与计划指令主导。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计划为主，把实现工业化作为主要目标，重点集中于发展重工业，这既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的基本考量，也是对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二是“六五”至“九五”时期，主要特点是市场化转型与经济结构重塑。这一时期，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历经四个五年计划后，在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科教文卫事业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三是“十五”至“十二五”时期，主要特点是全面协调与科学发展并重。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经济结构也实现了战略性调整，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加大了对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同时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改善了城乡基础设施，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四是“十三五”至“十五五”时期，主要特点是创新驱动与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与深刻变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总体而言，我国的五年规划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十五个五年规划（计划）中的前五个五年计划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主要规划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等领域；后九个五年规划（计划）则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规划的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等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统筹安排上，还在于其规划过程中展现出的辩证思维方式。这种辩证平衡思想的核心在于，在国家发展规划中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短期与长期、中央与地方等多方面的关系，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得以相互衔接、和谐推进，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前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五年规划（计划）一脉相承的主题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作为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通过连续的政策施力，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并通过试点先行、总结推广等渐进式改革方法，保证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4. 发展指标的阶梯式递进特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到二○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这是关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发展指标的最新论述，既体现了对物质丰裕、制度优势、文化繁荣、生态可持续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多元指标的不懈追求，又从经济硬指标向综合性指标的迭代升级中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和政策灵活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的时期（通常为1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当年总人口数之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2]这一发展指标于党的十三大首次确立，此后被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志。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提前了15年，即到2035年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申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3]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4]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中，“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紧密绑定，因此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丰富内涵、测量尺度、重要特征等，对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极为关键。它作为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通常指在人均GDP、社会发展指数、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居民生活品质等方面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全球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必将随之动态提高。考虑到发达国家门槛值调整、国内物价水平和汇率变动等不确定因素，为确保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应当按2020年提出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标准，将人均GDP超过发达国家门槛（2万美元以上）、实现2035年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变价）作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衡量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测算，考虑总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年均减少0.20%左右，“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GDP需要保持年均增长4.17%。综合考虑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各项条件，未来10年我国GDP的预估潜在增速完全有条件支撑年均4.17%的增长，因而我国有条件也有能力在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也就意味着可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25]由上可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指标一以贯之又动态衔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其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内涵越来越具象化，相应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具体路径和战略部署也在不断调整优化，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显著特征。
5. 发展成效的阶梯式递进特征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从不同维度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成效上体现出阶梯式递进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以实现现代化为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通过实施“一五”到“五五”五个五年计划，使我国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为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蓝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实现“小康社会”作为阶段性目标，阐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了体制活力、奠定了物质基础，充分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经济规模扩大、经济动力转换、经济结构优化等重大成效。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科学统筹“两个大局”，带领全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效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先后正确处理了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前，我们正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人民需求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抓住每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来设置重点任务，将矛盾压力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并在旧问题得到解决后主动提出更高标准，推动现代化发展目标逐步升级、战略重心动态调整。由上可知，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化解、发展成效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日益拓展，统筹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中“破”与“立”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个线性重复过程，而是一个阶梯式递进过程。
三、在深刻把握阶梯式递进特征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恩格斯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26]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形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也必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特征，通过渐进性改革与阶段性突破相统一，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
1. 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把握问题、解决问题，是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相应的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且随着既有问题的逐一解决，新的挑战也将随之而来。正是在这种持续发现、不断应对、逐步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中，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动态地积累经验、优化路径，从而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增强问题意识，培养发现问题、识别问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27]锤炼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与直抵本质的分析力。具体来说，布局擘画中国式现代化，要胸怀“两个大局”，善于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及时应对世界风云变幻和民族复兴进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要立足时代背景，善于从智能时代技术革命性突破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变革性重塑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及时应对因不适应智能时代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而引发的风险挑战；要重视社会主要矛盾，善于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及时破解住房保障、教育公平、生态环境、司法公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注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要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同时，要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从解决旧矛盾，到产生新矛盾，再到破解新矛盾，不断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过于保守，错失发展机遇，也不能过于激进，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只有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才能不断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
2.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将事物及其发展视作一个整体，强调事物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运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又关乎社会主义的未来，因而是一个系统整体，在其发展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战略布局的系统性。中国式现代化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二是推进方略的系统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不仅涉及制度安排、战略策略、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发展环境、内外联动等多个关键方面的重点突破，而且这些方面彼此紧密关联、相互支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不足，都会影响整体进程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不可偏废。三是发展目标的系统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创造的一种现代化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种全方位制度安排，它将现代化目标分解为连续且递进的阶段性任务，每一阶段既是上一阶段的成果巩固，又是下一阶段的基础准备，必将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坚持系统观念，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过程，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能力，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优质人才队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同时，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市场活力和激发社会创造力。只有办好自己的事情，从中持续地吸取经验教训、进行反馈升级，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3. 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
认识规律、揭示规律、遵循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法宝。在探索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通过实践认识真理、把握规律。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理论创新的归宿。脱离实践的决策和创新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认识规律和遵循规律，“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28]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认识规律和遵循规律，“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29]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认识规律和遵循规律，“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30]要从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认识规律和遵循规律，重视总结并运用好实践发展的宝贵经验。“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31]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而且在探索和思考中进一步深化了对上述“三大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只有牢牢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为内在遵循，并以改革创新驱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系统性变革，才能在深刻把握其阶梯式递进特征的基础上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