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在“十五五”规划即将实施之际，梳理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理论，对于我们增强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历史主动有重要意义。

　　一、鸦片战争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主动走出来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被动开始的。从被动到主动，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18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历史开始从农业文明时代转向工业文明时代，这个过程被称之为“现代化”。在此之前，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英国政治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等等，已经为这个新时代的来临准备了条件。这个巨大变化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它导致了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出现，现代化就是这种变化的整体面貌和世界图景。

　　新兴资产阶级开启了这个时代，他们从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中萌生，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英国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引领了这段历史进程，随着工业革命向西欧和美国的扩展，第一批工业化国家出现，逐渐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现代社会。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是不断追求最大可能的剩余价值，为了占有尽可能广阔的市场，资本开始了全球性的扩张，现代化的浪潮也随之从西方涌向了东方。“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当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清王朝“盛世”。1793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30年后，英国国王乔治派使者访华，请求建立外交关系，通商易市，甚至割让岛屿，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拒绝，将英国的全部要求斥为“非分干求”，关闭了谈判大门，清朝的这个国策被西方人称为“闭关锁国”。“闭关锁国”主要体现为对海外贸易的限制，最严重的是海禁，其次为一口通关，从明朝就开始实行，延续至清朝，清朝的统治者搞“闭关”，名义上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政治上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合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渗透，经济上保护本国的制度和利益，但是客观上严重影响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和彼此之间的交流。

　　农耕文明时期，在旧的生产工具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几千年中几乎没有大的明显变化，搞“闭关锁国”不会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严重后果，但是工业文明时代则大不相同，大机器的采用使生产工具发生了质的变化，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和速度，一旦跟不上，落后的距离就会迅速拉大，乃至于被甩开一个时代。在历史上，落后往往会“挨打”，中国的危机由此而生。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被动地进入了世界现代化潮流。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中，中国历史开始了走出古代社会、通过近代的过渡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艰难进程。毛泽东指出：中国在近代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民族复兴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任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其间的重要历史事件。

　　洋务运动以“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先以“自强”发展军事工业，后以“求富”发展民用企业，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增长，但终因维护封建制度和受帝国主义制约，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结束。继之而起的戊戌变法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将向西方学习的重点从专注“西艺”转向“西政为要”，试图“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政”，改革清王朝的官制。变法促进了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但也因缺乏社会基础，在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半途而废。辛亥革命终于以革命之举而非改良之举推翻了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倒行逆施，走复辟老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并没有改变，结果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3军阀割据的局面后，中国的民族工业有过一段近十年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振兴工业”“鼓励垦荒”“流畅货运”的政策导向下，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外国资本把持我国经济命脉，南京政府搞“以军领政”军事独裁，政治黑暗、腐败严重，这一阶段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工业化的兴盛。

　　总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贫穷落后、战乱不已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世界前列。明朝后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错失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机遇，中国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摆脱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苦苦求索，进行民族复兴的各种尝试，洋务运动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改良来图强，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试图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振兴实业等方案来实现现代化，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二、新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梳理、分析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可以有三条线索：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内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形成了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初步设想。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抗日结束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的奋斗，中国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现代化建设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两步走发展战略。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周恩来在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这是四个现代化概念的雏形。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这次会议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29年的奋斗，中国实现了从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我国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然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规划。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在同年3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在党内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将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喻为“小康之家”，指出它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础。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正式表述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世纪末，在第二步目标如期实现以后，党的十五大对第三步的发展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建党一百年时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后，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根据世界科技发展新态势，围绕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论述，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调要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将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为国家战略，强调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专门人才。经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34年的奋斗，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规划。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客观现实和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作出了“两个阶段”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强调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过十多年的奋斗，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与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五年计划（规划）的历史是一致的。1952年，国民经济经过3年恢复，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指出：“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在怎样推进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上，我国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搞五年计划。苏联在1921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1929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六大审议通过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标志着五年计划制度的建立。通过五年计划，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世界上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重要示范作用。中国的“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1953年进入实施阶段，历时四年，几易其稿，于1955年7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开启了以“五年计划”发展中国工业化的历程。

　　70多年来，除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与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有四年间隔用于经济调整之外，十四个五年计划（规划）是接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3年到1980年，通过实施第一至第五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中国跟上了时代；第二个阶段，从1981年到2010年，通过实施第六至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有到大的历史性转化，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大幅度增强了综合实力，形成了总体规模，中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三个阶段，从2011年到2025年，通过实施第十二至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社会主义工业化经历了从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向新型工业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始提升质量，中国开始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十四个五年计划实施的历史，积淀和记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步伐和历史经验。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断深入认识的过程。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由于受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等影响，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毛泽东在1960年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报告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贯彻在五年计划的全部历史中。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经济体制变化中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启动，中国经济体制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探索后，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此相适应，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不再使用“计划”一词，引入了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前者主要依靠经营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后者则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府责任，以往计划的指令属性转变为指导属性，“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提供保障成为五年规划的使命任务。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兴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在指导方针上，从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发展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总体布局上，从“三位一体”发展到“五位一体”；在战略安排上，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在目标导向上，从传统工业化发展到与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在产业结构上，从聚焦传统产业发展到培养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53年到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1年到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而同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1%。这种举世瞩目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坚持以中长期发展规划安排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在制定实施五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包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等。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是随着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不断推进和拓展的，大体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局部探索和逐步展开（1978—199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标。党的十三大进一步论证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与此同时，我国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沿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建立经济开放区，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走出徘徊，经过调整开始增速，从年均增速5.9%提升到年均增速7.9%，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中逐步展开。

　　第二个阶段，破冰突围和深入推进（1992—201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向纵深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明确目标和主要任务。党的十七大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三个维度，对改革开放的目的进行了总体性定位，将改革开放确认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中释放了巨大活力，年均增速达到10.5%，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财政收入达到8.3万亿元；提前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中不断推进。

　　第三阶段，系统集成和全面深化（2012年以来）。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进入了全面深化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行了系统总结，对坚持和完善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统筹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来展开。要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有效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在这个阶段，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了各领域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接近现行高收入国家水平；粮食年产量稳定在6.5亿吨以上；经济发展质量和创新实力持续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不断拓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这三条线索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机统一、融为一体的，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主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力，它们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三、“两个结合”与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特色作了高度理论概括，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产生之前，世界现代化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现代化理论，基本思想是自由主义，它形成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中，强调个人自由意志的主体独立性，维护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在发展中分别形成了自由主义哲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政治学。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显示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论证了资本主义相对于旧制度的合理性。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维护使得自由和平等流于形式，在与资本的结合中成为为资产阶级追求利益最大化辩护的意识形态。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以欧洲作为历史原点来看待整个世界历史发展，强调欧洲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特殊优越性和普遍引领作用，要求把欧洲的历史进程和价值导向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模式，认为世界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这个模式。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人类文明在近代的发展路径，但本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的说教和话语霸权。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一概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时期有一定中心的看法。从历史上看，一定时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会有发展快一些和慢一些、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之分，发展快一些和水平高一些的国家和民族会占据一定引领地位而成为中心。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中，马克思恩格斯不否认由于欧洲的先发，导致了“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这种历史事实的存在。但是，他们从未主张过“欧洲中心主义”。在他们看来，任何“中心”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必然会随历史变化，文明是多样的也是不断发展的。相对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些前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作用是巨大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但是，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这种“文明中的野蛮”，不仅在于“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也在于商业危机期间所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瘟疫”，使“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还在于，“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在三重意义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第一，其证明了世界文明是多样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第二，其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这个文明新形态集中体现了现代化作为人类进步过程的本质要求，将经济持续发展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将社会整体进步与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创造和积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条件。第三，其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资本中心主义”。西方现代化是在资本逻辑中运行，作为支配性生产关系的内在运动规律，资本逻辑的本质是通过剩余价值生产实现无限增殖的扩张，它贯穿并支配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社会权力结构的建构和运行，形成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在资本逻辑作为深层动力推动的西方现代化运行中，物质主义膨胀，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物的关系，产生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形成了“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历史现象。

　　马克思认为，相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这种“物的依赖性”还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以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开拓打破了“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历史局限性，使人的独立自主性和交往活动大大增强和扩展了，但是这种人类总体力量的发展却是以人类个体存在的不断片面化为代价，历史的进步是以牺牲多数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为代价。只有在解除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后，逐步消灭旧的社会分工，才能创建出使人类每一个个体具有“丰富的个性”的社会形态。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原本落后的国家搞现代化，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发展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分歧，也是现代化两条道路的根本分歧。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结合，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中心主义”的超越并不是要马上消灭资本。资本是历史的产物，其二重性就在于，“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的同时，“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是“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资本形态，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现代化具有双向的关系维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问题，而人与人的关系又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因为“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资本主义在不断加深劳动异化和社会矛盾的同时，还导致了以不合理方式占有自然资源的生态危机。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是资本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将资本化的“人”的价值置于自然价值之上，只关注自然的工具价值和经济效应，无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源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

　　马克思并不简单地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这种需要是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产生和实现的，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是主体，这种主体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是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第二，人的对象性活动（认识和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劳动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中介，“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第三，人在确证自己的自然性的同时赋予自然界以属人的性质。通过实践，人“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形成“人化的自然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承认人的确具有“认识-改造-支配自然”的“中心”地位，并“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日益受自己支配”。但是这种中心地位应该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否则，自然界就会对人类进行报复。资产阶级也会认识和总结出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也对早期工业化的生态失误进行了修正，但是在资本逻辑中的这种修正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资本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往往与“欧洲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结合为一体，将所造成的生态危机通过产业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下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中进行的。面对世界生态环境诸多方面趋于恶化、严重失衡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资本化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走出了一条以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的超越，根本上是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建立在剥削制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无法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其骨子里的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尽管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已经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共存、共在、共进中显示出了它对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引领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造成水土不服，绝大多数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它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