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指出“物”的投入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存质量，通过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和提升人的能力，赋予“物”更高的附加值。规划纲要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行了任务分解，“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目标蓝图，具体表现为公共服务的人力资本投资强化 、技能重塑与产业升级的同步化、基础设施的社会化。规划纲要运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逻辑，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其他发展目标深度联动，映射出更加宏观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下的动态调整。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支点，其意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人的需求不只是获得生存所需，还包括不断增强主体性、实现自由全面发展。鉴于人的需求具有跨领域性，任何单一维度的投资都会导致人的发展失衡。所以，从人的需求原点出发，投资于人才能实现人在所有领域需求的整合。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从“脱嵌”到“嵌入”的过程。经济行为始终嵌入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结构中。长期偏重于物 ，会导致经济对社会的脱嵌式扩张，物质增长反而难以为继。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而推动经济重回社会嵌入，不仅是从物质资本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的动能转换，更是要弥合经济脱嵌式扩张带来的物和人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达成物和人的结构嵌合。三是投资是一种制度干预，方法是注入要素和调整结构。不管如何干预，物的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始终存在天然张力，所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对精准性有天然的要求，精准咬合才能确保投资在微观实践中有效。

　　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西方现代化未曾揭示的关键线索，其核心表现为物质生产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建设现代化，以及对三者关系的系统性和全局性把握。这种视角对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结构，党领导的现代化与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乃至物和人的关系都深有启发。据此，本文尝试在综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分析框架(图1)，分析投资作为一种制度干预所具备的国家治理属性，并且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战略指引，考察其更加宏观的结构嵌合作用。

　　

　　一、“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价值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面临三重挑战，即治理条块分割和政策碎片化、“唯经济”困境、“重物轻人”困境。为应对和解决这些挑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应运而生。

　　(一)从条块分割到碎片整合的现代化治理统合

　　跨领域投资涉及多部门协同，存在资源条块分割和政策碎片化问题，治理成本高昂。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在“倒逼”整个治理体系的改革。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投资于人”具有极强的跨领域性与外部性。人的需求涉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多个垂直领域。然而，在科层体系中，行政职能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条条”与“块块”。条块分割一方面让资源锁定在部门各自的“领域”之中，另一方面跨部门的综合性政策和项目由于政策意志衰减、协调机制缺乏等原因而导致“碎片化”问题，致使“投资于人”的政策供给与人的真实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位。

　　中国共产党是统筹利益分配与各类资源的核心力量，依托要素汲取、资源统筹、跨域调度、议程设置等能力的建设，保障“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要求深度融入国家战略，有效落实到基层实践当中。面对治理现实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全局视野和独特优势，通过重构治理机制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领导力量的能级跃迁。就议程设置能力而言，党在编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就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任务逻辑，纳入国家战略的整体议程。

　　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成功协同推进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成功避开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社会分裂与治理失效问题。党的治理实践证明，一个拥有强大统合能力、坚持人本价值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有效协调物和人的发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世界，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高度的稳定性与确定性。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当代的实践，更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创新。

　　(二)从一域局限到全域驱动的现代化结构嵌合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配置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领域与供给侧投入较多，而对社会建设领域以及需求侧的投入不够，这就造成供需错配、市场流动性变差。在经济增长领域，我国搭建起规模庞大的工业生产体系与基础设施网络，但从社会建设领域与需求侧来看，公共产品供给和民生投资都还稍显不足，物质生产能力过剩和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制度投入有待进一步完善，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较强，所以压制了自身的消费需求。数据表明，2022年以来居民存款大幅增长，尤其是2022—2024年，新增存款接近50万亿元，2025年末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66万亿元。

　　构建社会经济全域驱动的发展格局，应当用好作为外源性驱动力的投资手段。“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就是通过引导要素流动，打破物质生产、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等领域间的壁垒，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与配置效率。经济系统运行需要依托人口、生态等社会系统的稳定支撑，因此要把投资范围从经济领域拓展到人口、生态等社会领域，逐步形成“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全新供需关系。比如在人口领域，投资普惠性托育与养老体系，本质上是在供给侧创造出全新的“社会服务产业”，并在需求侧通过降低家庭负担、增加就业岗位，释放出规模庞大的消费内需。2021年到202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49.1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国托育服务全职从业人员约112.4万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共有4.17万家，从业人员达到72.2万人。在生态领域，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不光优化了环境，还通过“生态资本化”衍生出全新的景观经济。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从“物质生产”单轮驱动，转向“物质生产+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三轮驱动发展， 巩固并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架构。传统的现代化逻辑被窄化成只追求物质增长，这就造成了物和人之间的结构性断裂。中国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追求现代化的全面性与整体性，对这种断裂做了制度层面的纠偏，也巩固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架构：物质生产现代化创造先进生产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的制度激励，社会建设现代化培育均衡的社会生态。三轮驱动的基础架构，大幅提高了中国式现代化应对复杂环境的韧性，当经济遭遇外部冲击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高质量的人才储备就是最强有力的“缓冲垫”与“修复器”。

　　(三)推动“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紧密贴合的现代化动力咬合

　　如果物的现代化脱离了人的现代化，物质财富增长将无法转化为人的福利增进，社会产生结构性约束，物质生产也将陷入阻滞。我国经济增长驱动模式以物为核心，长此以往容易导致物质资本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破解重物轻人的困境，关键在于推动物向人靠近、推动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紧密贴合，将人从生产要素的客体地位还原为主体地位。所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体现为一种围绕人、贴近人的内嵌式投资模式。国家投资从传统的“路桥水坝”转向“托育养老、终身教育、公共卫生、技能重塑”等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即使在“路桥水坝”方面，也要对物质基础设施进行社会化改造，更好地为“人的现代化”提供物质载体。例如，投资于覆盖城乡的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本质上是利用物质手段赋能人的技能提升。2023年，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80%以上用于中西部省份，根据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每百人学生页面浏览量统计，前10名省份里中西部地区占70%。投资于保障性住房，则是通过降低社会生产的成本，释放个体的创造力与消费潜力。“十四五”规划期间，全国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安置住房1100多万套(间)、惠及3000多万群众。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最终是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的价值锚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因为当我们将投资的原点定位于人时，庞大的人口基数便不再是负担，而是可转化为全球最大的优质人才库。通过投资于人，实现从利用人到造就人的质变，这正是从“人口规模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跨越的微观呈现。另外，推动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紧密贴合，也高度契合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核心不在于单纯的存量财富再分配，而在于个体发展能力的普遍提升。通过将资源倾向性地投入教育均等化、基本医疗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国家实质上是在为弱势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升弱势群体的内生发展能力，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核心要义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治理统合—结构嵌合—动力咬合”三重维度，这三重维度为现代化治理统合强化了保障、为现代化结构嵌合提供了支撑、为现代化动力咬合聚焦了核心(图2)。

　　

　　(一)治理统合的要义是集中力量和协同攻关的紧密结合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国家战略中的深层映射、在基层实践中的有效落地，就体现在集中力量和协同攻关的紧密结合。因为治理需求的高度复杂性和治理资源的高度分散化，党的统合治理能力建设需要将多种领域要素汲取、资源统筹、议程设置、跨领域资源调度、复杂环节要素投送等能力集中于一体，将党组织打造成为具备多种能力的中心枢纽。这些能力可以被归纳为集中力量和协同攻关两种类型。党组织通过对集中力量和协同攻关的紧密结合与高频运用，才能完成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有效施治。

　　“集中力量和协同攻关紧密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集中力量在具体工作中往往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协同攻关发挥着技术治理和分散决策的作用，并与集中力量紧密结合。例如，在多种领域要素汲取和资源统筹工作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使我国能够协调联动各方力量，穿透科层壁垒，将财政、金融、科技、社会等多元要素引向“民生实事”系统工程。在财政、金融等单一领域进行要素汲取时，协同攻关发挥着技术治理和分散决策的作用，与集中力量紧密结合，更加专业合理地完成相关工作。二是，集中力量和协同攻关在具体项目中往往呈现出高度复合形态。例如，在复杂环节要素投送工作中，党通过完善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高度整合集中力量和协同攻关这两种能力，设计出集纵向执行和横向协同于一体的具体项目。此外，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和工作之间的衔接过渡阶段，党会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两种能力的比例关系。“集中力量和协同攻关紧密结合”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第一层要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顶层设计的向下具现，协同攻关则是基层首创的向上延伸。“顶层设计—集中力量”链条确保了国家战略在各层级中始终聚焦，“基层首创—协同攻关”链条确保了国家治理的全域运行。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各个领域内和具体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都需要形成“集中力量与协同攻关紧密结合”的相应形态，才能真正打通各类治理链条的“最后一公里”。

　　(二)结构嵌合的要义是新旧供给的紧密结合和新旧需求的紧密结合

　　新旧供给紧密结合和新旧需求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经济重回社会嵌入、弥合物和人结构性断裂的宏观架构，是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行结构嵌合的支持体系。结构嵌合的支撑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固有供给和新供给的紧密结合，作为物和人的结构性嵌合的物质基底；另一方面是固有需求和新需求的紧密结合，为物和人的结构嵌合提供路径牵引。

　　1.结构嵌合的物质基底是固有供给和新供给的紧密结合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物质的增长，更应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延伸。传统增长模式往往表现为物质资本的单纯堆砌，即固有供给的规模扩张，这必然导致物质生产与真实需求的脱节。因此，“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物质基底，是必须构建一个与人的全面发展动态匹配的物质供给体系。这意味着供给侧必须完成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切换，不再仅仅追求固有供给的规模扩张，而是追求固有供给与新供给的深度交织与融合，这样才能逐步搭建起与人的全面发展动态匹配的、强大的物质供给体系。

　　固有供给和新供给紧密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人的现代化的物质承托和对物的现代化的质性改造。首先，对人的现代化的物质承托，实质上是运用高质量的物质资本投资，不断地创造能够向人的现代化接近靠拢直至贴合的物。物质承托具体表现为新旧供给结合在消费端的人本化。例如，在传统基础设施等固有供给的基础上，通过新基建、绿色转型等新技术与新理念，创造智慧城市、生态人居等新型空间，并由此激发出新业态与新消费。这种新供给不仅会满足人的更高层次需求，更在物质层面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空间承载，使物质文明进步成就人的生活品质跃迁。其次，对物的现代化的质性改造，是聚焦于投资于物引起的质变，即通过新旧供给结合产生新质生产力，如对传统产业体系进行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改造。需要注意的是，质性改造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结果呈现为生产资料的版本更新，还在于其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不断排列组合会产生新质生产力。通过固有供给和新供给紧密结合，持续推进物的现代化，不仅是在为可预见的未来社会提供更高效的物质生产手段，更是在更加宏大的文明视野中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的路标。

　　在人的现代化的物质支撑和物的现代化的质性改造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关系张力，这意味着需要随时调整优化固有供给和新供给结构，避免产生新的断裂。数字化、智能化是优化固有供给和新供给结构的催化剂和黏合剂。当下，数字技术对固有供给存量进行“赋智”改造，同时对新供给增量进行“精准”投放，可以有效达成两者的动态平衡与深度融合。在不断调整固有供给和新供给的比例关系与互动方式之后，数字化、智能化有助于搭建灵敏、高效、有前瞻性的物质供给体系，让该体系可以随时响应并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固有供给与新供给的紧密结合，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良好实践的当代再生产。强大的物质供给体系既保留了固有供给的稳定性，又发挥出新供给的创造力，最终指向的是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物的现代化服务于人的现代化的社会形态。

　　2.结构嵌合的路径牵引是固有需求和新需求的紧密结合

　　人的固有需求往往植根于生存型需求，以及部分发展型需求。人的新需求则发端于生活型需求和完整的发展型需求。生存型需求逻辑的过度演绎，相当程度上会将人物化，从而使人失去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可能性，社会发展也将呈现出低水平循环状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路径牵引，是必须构建一个能够丰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能性的需求生态。这意味着人必须完成从“以生存型需求为主”向以“发展型需求为要”的转换，追求固有需求和新需求的紧密结合，用生活型需求逻辑和发展型需求逻辑来培育能够丰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能性的需求生态。

　　固有需求和新需求紧密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生存型需求逐步转化为生活型需求，部分发展型需求向完整发展型需求跨越。首先，生存型需求逐步转化为生活型需求，就是要破解消费压抑的负外部性。长期以来，由于在养老、医疗等社会性领域的投资不足，导致居民不得不进行防御性储蓄，这本质上是对消费潜力的结构性压抑。通过政府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直接投资，实际上是为居民提供了社会补偿。这种均等化不仅是物的覆盖，更体现了人的尊严与权利的平等化。当解除了后顾之忧，积压的防御性储蓄会自然转化为现实的、最容易实现的有效需求，使消费从生存维持转向生活美学。其次，部分发展型需求向完整发展型需求跨越，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与提升边际消费倾向。通过投资于人，即教育与技能赋能，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能够最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样不仅缩小了贫富差距，更创造了庞大的、可持续的有效需求基数。有效需求基数持续扩大到特定规模，将会出现需求的“规模效应”，引致高质量创新需求。当高质量创新需求被激发，会通过反作用力，直接引导物质资本向科技创新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流动。这种从人的需要出发形成的牵引力，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最根本的内生力量。这种需求进化过程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设计逻辑相呼应。

　　马克思曾预示，在更高社会形态下，社会总产品必须扣除“用来共同满足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这不是忽略损耗，而是为了建立更稳健的有效需求再生产循环。有效需求是调节固有需求和新需求结构的关键线索和串联机制。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满足固有需求，个体能够生成最容易实现的有效需求，最容易实现的有效需求会进行需求迭代，逐渐增加个体有效需求基数。通过规模效应，持续扩大的有效需求基数最终指向能够丰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能性的需求生态。

　　固有需求和新需求的紧密结合，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逻辑：我们不追求盲目的、脱离人的需要的物质扩张，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以新旧需求结合提供路径牵引、以人的全面发展需求驱动物质增长的动态螺旋。这种路径牵引确保了中国经济循环不再是孤立的产值波动，而是深深嵌入中国社会福祉提升的过程中。

　　(三)动力咬合的要义是新需求和新供给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指出：“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这一论断精准地揭示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动力机制。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并非彼此孤立的范畴，而是处于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中。新供给和新需求紧密结合不是表现为单向的线性拉动，而是呈现为新需求与新供给在更高层次上的动力咬合，即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动力咬合机制构成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核心动力，长期来看能达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新供给和新需求紧密结合主要体现为“两个必须”：新供给不仅追求“物”的增长，而且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新需求不仅要符合人的真实需求，而且必须转化为人对物的更高效利用。如此，才能型构出“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的动态螺旋。首先，新供给必须服务于人的发展，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归宿。例如，只有当投资于算力、智能工厂等“物”的初衷是解放人的体力、进而拓展人的智力空间时，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被不断激活，新质生产力才能有效支撑人的全面发展。其次，新需求必须转化为人对“物”的更高效利用，即提升人的全要素生产率。投资并非直接作用于结果，而是通过塑造人的认知、态度与社会规范，最终转化为个体的内生发展能力。通过教育、技能培训与健康投入所形成的高素质劳动者，能够以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去驾驭复杂的生产资料，进而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转化确保了社会总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提升的同时，依然保持着高效的产出效率，避免了无效积累。只有做到前述“两个必须”，新供给才能持续创造新需求，新需求也才能持续引领新供给，一种精准奔赴、循环往复的动力咬合机制才能得以形成。例如，“新供给—高质量公共服务”创造出“新需求—更高层次社会生活需要”，新需求又引导“新供给—产业技术迭代与物质资本优化配置”的产生。这种动力咬合可以有效消解纯粹需求刺激产生的泡沫，也能规避脱离人的真实需求的盲目生产，逐步达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新供给和新需求紧密结合的持续运转需要科学引导，才能保证动力机制不会失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系列跨领域的政策评估机制，为了保证这套评估机制足够科学，建议以“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是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双重主要指标，建立包含双核心的指标体系。科学的评估机制是动力机制的“反馈回路”，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成效进行实时衡量，能够及时修正“重物轻人”的路径依赖，也可以纠正脱离物质基础的空谈，这种精准的调控能力，让中国式现代化面对外部不确定性时，可以凭借“供需咬合”形成的坚韧动力，完成稳健运行的目标使命。通过现代化进程的稳步上升与跨领域评估的动态反馈，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构建一种生产力增长与幸福感提升同频共进的强大动力场，这正是其超越周期性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重构现代化动力内核的意义所在。

　　三、进一步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路径

　　为有效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本文从治理、供给、需求、场景四个方面出发，提出进一步政策实践的具体建议，以期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深度融合。

　　(一)通过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治理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要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就要相应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解决资源配置的“部门主义”和“碎片化”，确保物的投入与人的发展在战略高度合流。首先，不断完善国家层面的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使国家战略得以在政策体系中顺畅执行。建议设立协同推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关部门，该部门旨在更好地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协调发改、财政、教育、人社、卫健、民政等职能部门。其次，不断形成“物”“人”资源共投机制。根据现实需求，有限度地改变部门专项政策中只涉及“物”或“人”的政策格局。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及年度计划时，逐步明确“物”“人”投资比例。最后，建立政策联审制度。凡涉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需要同步审查配套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确保“建好一个枢纽，带动一圈就业，提升一批技能”。

　　(二)通过持续优化固有供给与新供给紧密结合的物质体系深化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应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引领与人的技能提升双向驱动。首先，实现基建投资从规模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控制传统、低效、重复性的“铁公基”投入，精准投向具有长效溢出效应的“新基建”。在数字赋能方面，加快工业互联网、算力枢纽、城市地下管廊建设。这些新供给不仅是物质存在的优化，更是支撑人在数字经济时代创造价值的物质保障。在投资强度管理方面，建立基建项目社会效益评估制度，防止形成“钢筋混凝土的负债”，鼓励能带动高技能就业、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基建项目。其次，推动制造业“绿化”与“智化”的嵌入式升级。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其物的升级必须与人的转型同步。在设备更新与技能培训联动方面，在推动工业装备大规模更新换代时，通过财税补贴引导企业同步开展“机器换人”后的员工转岗培训。在绿色供给方面，将节能减排指标硬性嵌入投资合同，推动物质供给从“高碳依赖”转向“低碳循环”，使生产过程本身成为提升劳动者素养与技术水平的过程。

　　(三)通过丰富固有需求与新需求紧密结合的需求生态创新需求侧管理

　　需求是拉动投资的引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可以释放传统消费之外的新需求潜能。首先，实施人力资本优先的积极财政政策。公共预算支出应实现从重物向重人的结构性转移，通过优化分配结构激活消费动力。在支出结构优化方面，逐步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社会领域支出占GDP的比重。这旨在降低居民的防御性储蓄，释放潜在消费力。在财税杠杆方面，扩大对个人所得税在继续教育、婴幼儿照护、大病医疗等方面的抵扣范围，直接通过减负实现对人的投资。其次，构建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清单。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阶段的需求，提供精准化供给，补齐发展的短板。在均衡化供给方面，重点实施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工程，缩小城乡教育、医疗鸿沟。在具有普惠性质的领域方面，建立“从摇篮到拐杖”的清单管理模式，涵盖普惠托育、基础教育、终身教育、慢病管理及智慧养老等。通过补齐低收入群体与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短板，着力将生存型需求转化为生活型需求，激发发展型需求。

　　(四)通过不断打造新供给和新需求紧密结合的示范项目与相关评估机制推动场景落地

　　实践路径的落地需要具体的载体，通过场景化应用，使“投向人”和“投向物”在空间和时间上重合。首先，推行“硬投入”和“软配套”的强制性耦合。在智慧城市、乡村振兴、产教融合等关键领域，探索建立“二元结构”的项目投资模式。在产教融合实体化方面，凡享受国家产业补贴的项目，必须在厂区内或周边配套建设实训基地。在智慧化场景应用方面，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不仅要投入摄像头和服务器，更要同步投入数字包容性培训项目，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确保技术红利惠及全体居民。其次，设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创新试验空间。允许特定区域在要素配置上进行制度突破，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在制度试验方面，赋予试验区在土地流转、金融产品设计、数据确权上的先行先试权。在要素组合方面，探索“土地收益专项用于人力资本开发”的闭环机制，将土地出让金的一定比例固定用于该区域的普惠性教育与医疗升级。

　　此外，应当建立更具科学性的跨领域政策评估机制，以“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是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指标，衡量“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际成效。长期以来，评价体系往往偏向于物质层面的GDP增速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框架下，必须确立“人的全面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双核心指标。在“人的全面发展指标”方面，需要衡量投资是否真正转化为个体的获得感、技能潜力的释放以及代际流动的增强。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方面，需要衡量物质投入与人力投入结合后的系统效率。

　　四、结 语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提出，标志着国家对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和动力认识上的本质提升。这一战略理念超越了传统增长模式中物和人的二元对立，是对经济长期“脱嵌”式扩张所导致的结构性断裂的自觉回应。其核心价值在于，将投资从纯粹的经济增长工具提升为一种具有广泛整合功能的国家治理机制，通过物的积累与人的发展的深度嵌合，为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的生命力。同时，它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真正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产方式的转型，更是人的发展能力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系统性重构。

　　“十五五”规划时期，“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理念正加速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展现出鲜明的时代价值。在“投资于物”维度，国家将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与壮大新兴产业协同推进、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双轮驱动，使物质供给体系在结构性调整中实现质的飞跃。在“投资于人”维度，国家将围绕人口发展战略、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持续发力，促使人的需求在日渐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实现生态化重塑。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维度，从国家治理上体现为集中力量与协同攻关的制度能力整合，在“物质生产—社会建设”关系调整上体现为新供给与新需求之间的动态匹配，从而形成治理统合与动力咬合，进而彻底打通社会经济结构嵌合的逻辑通道。因此，“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根本逻辑，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国家治理效能，超越传统增长模式，为后发国家提供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参考的发展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