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革命与现代性的理论关联
现代性的内涵从来不是自明的，而是在哲学范式的每一次根本转换中被重新界定的。从启蒙运动高扬理性，到德国古典哲学构建思辨体系，再到理性形而上学陷入解释危机，哲学革命与现代性的理解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关联。梳理这一关联的哲学史脉络，是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之变革意义的必要前提。
现代性的哲学起源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高扬。在前现代社会，神学提供了解释世界的终极框架，人的认识和行动被置于神意秩序之下。启蒙运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以理性取代神性，确立了人凭借自身的认识能力来理解和改造世界的合法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这一转变的经典坐标，其将“我思”确立为一切确定性知识的起点，意味着世界的可理解性不再依赖外在的神圣权威，而是建立在主体自身的理性结构之上。正如黑格尔所评价的，从笛卡尔起，哲学“可以在思想中以普遍性的形式把握它的高级精神原则”。由此，主体性原则和理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两块基石。然而，笛卡尔的二元框架在确立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导致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分裂，经验论者由此对理性的自足性予以质疑。这一质疑意味着：如果理性本身的根基不稳，那么建立在理性之上的现代知识与自由也将面临合法性危机。理性的登场完成了现代性的第一次哲学奠基，“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因此，可以通过理性重建社会秩序，但主客二元分裂的隐患也由此埋下。
面对理性主体与经验世界的分裂，德国古典哲学试图通过构建完备的理性体系来弥合这一裂痕。康德的方案是划定理性的边界：通过先验范畴对经验材料的统摄来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同时以“物自体”范畴严格限制知识的范围，使知识“只是主观的和有限的认识”。康德的贡献在于为理性立法，但其代价是将理性封闭在认识论的领域内，无法触及事物的本质。黑格尔则试图彻底克服这种分裂，其将“实体”同时理解为“主体”，将一切存在统一到“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之中，世界历史成为理性不断展开和实现自身的“合理的过程”。在这一框架下，现代性获得了最为完整的哲学表达：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在于人以自身的理性为尺度理解和建构世界，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都是理性概念的必然环节，“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黑格尔同时敏锐地意识到，主体性原则在带来自由的同时也内含分裂的根源，但其给出的调和方案仍然是观念性的，即通过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统摄来实现伦理的和解。黑格尔的体系标志着理性形而上学对现代性的解释达到了顶峰，哈贝马斯对此评价道：“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但同时这一范式走向了自身的极限，即当一切矛盾都被纳入逻辑体系加以消解时，哲学就失去了面对现实矛盾的批判能力。黑格尔虽然完成了现代性的自我证明，但却“贬低了哲学的现实意义”。
然而，理性形而上学越是追求体系的完满，就越是暴露与现实的脱节。黑格尔声称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但现实中的国家权力恰恰沦为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理性哲学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描述为理性的必然展开，实质上却将一种历史性的、暂时的社会形态永恒化和自然化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理性形而上学以“同一性先于差异性”的逻辑运行，其追求在概念体系内部消解一切矛盾，但现代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财富积累与贫困扩大的并行、形式平等与实质不平等的冲突，都是无法通过观念的自我运动来化解的现实矛盾。当哈贝马斯指出“形而上学的解释形式在现代失去了其价值”时，其所揭示的正是这一范式的根本困境：理性形而上学能够描述现代性，却无力诊断现代性的病症，更无法开出治疗的药方。理性形而上学的解释危机，客观上呼唤着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即其必须走出概念的封闭体系，转向直接面对现实矛盾并指出现实出路。
学界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哲学史脉络中展开的。已有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推进：一条从哲学革命的角度切入，侧重论证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确立及其哲学史意义；另一条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切入，侧重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具体诊断。两条路径各有侧重，但也存在明显的脱节：前者未能充分说明实践立场的确立如何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具体分析；后者则较少追问支撑这一批判的哲学前提究竟是什么，“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变革和哲学革命二者之间的研究脱节”的问题至今未得到根本解决。换言之，从实践转向资本批判之间的逻辑通道尚未被充分打开。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三重逻辑转换”，即场域层面从“理念世界”转向“工业社会”、目标层面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主体层面从“抽象主体”转向“现实的个人”作为贯通哲学革命与现代性批判的中介框架，在此基础上阐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变革逻辑与超越路径。
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现代性意蕴
理性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完成形态之后，其内在的解释危机也随之暴露。马克思正是在这一哲学史节点上，以实践为核心发起了哲学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理性形而上学的根基，并由此开辟了重新理解现代性的全新视域。
（一）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革命出场
马克思对理性哲学的怀疑，源于对现实矛盾的切身体察。早期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影响，在“博士论文”期间通过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扬来进行关于人的权利的抽象建构，马克思还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写道，“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然而，当林木盗窃法的案件暴露法律制度实际上是“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时，马克思意识到，一旦遵循所谓的国家理性与法的理性，“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圆满的理性哲学体系与工人贫穷生活之间的割裂，迫使马克思从对理性的信任转向对现实实践活动的分析。这一思想历程表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被现实矛盾所驱动的必然选择。
面对理性哲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衰减的解释力，马克思认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以实践为核心发起了哲学革命。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感性世界的基础，现实的世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哲学不应从观念出发，而应从现实的实践出发。这一转向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出发点：不是从概念推演现实，而是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把握世界。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别于西方哲学对实践的理解，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理论和实践的区分问题始，实践的真正内涵一直没有得到释放，人的实践活动被理解为“有逻各斯的部分的实践的生命”，实践总归是依赖理性的。这种倾向影响了此后的哲学发展，康德认为哲学实际上是包含“作为自然哲学的理论部分和作为道德哲学的实践部分” ，实践被封闭在理性的领域内。黑格尔使实践有了辩证运动的能力，但因缺少历史维度而失去现实性。费尔巴哈虽然将实践拉回感性自然，强调人的感性存在，但又缺少了从活动层面的理解。因此，“现代性批判要想达致一种有效的批判，便须真正地切中现代实践观念与现代性现实生活的最深层关联”。马克思正是在扬弃这一整个传统的基础上，将实践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从而使哲学真正获得了切入现实世界的能力。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旨在为现代性研究奠定实践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明确指出，“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可以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这一命题完成了哲学立场的根本转换。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局限在于将“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变为抽象的思维范畴，这表明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不仅与思辨哲学划清界限，更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视野。由此，实践的视域取代了理性的视域，成为理解现代世界的新的方法论基础。
（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现代性意蕴
确立实践的哲学立场之后，马克思将“现实的生产劳动”作为理解现代性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由此，哲学的核心课题从思辨领域的真理问题转向人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视域下，与黑格尔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理性不同，马克思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资本，“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正是资本作为统治力量，才使现代社会呈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样态。在资本主导下，“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现代性的演变不再是概念的推演，而是生产实践的历史生成。将资本而非理性确认为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意味着现代性研究必须从抽象的理性推演转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分析，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在现代性研究上的首要贡献。
在揭示资本对现代性的支配后，马克思进一步从实践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非合理性与可超越性。理性哲学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视为合理的、永恒的形式，马克思则基于实践的历史考察揭示，资本主义不过是生产关系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其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着否定自身的历史条件。基于实践哲学的立场，现代性的出路不在于从资本逻辑内部修补，而在于通过实践活动超越资本逻辑本身。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确立了实践原则，彻底变革了理性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要求以实践为核心重新理解现代性。这一变革并不是停留在一般性的哲学立场宣示上，而是在场域、目标与主体三个层面具体展开为对现代性问题的系统重构，由此实现了现代性批判范式的根本转型。
三、马克思哲学革命视域中现代性思想的逻辑转换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视域中实践原则在现代性研究中的贯彻，具体表现为场域、目标与主体“三重逻辑转换”：场域层面从“理念世界”转向“工业社会”，目标层面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主体层面从“抽象主体”转向“现实的个人”。“三重逻辑转换”构成一条内在递进的逻辑线索：场域转换解决“在哪里”的问题，目标转换回答“做什么”，主体转换落实“由谁来做”。
（一）场域转换：从“理念世界”到“工业社会”
场域转换的核心，是将哲学的分析对象从概念空间转移到物质现实。理性形而上学将现实世界视为理念或绝对精神的外化表现，黑格尔虽然以辩证法把握历史运动，却仍将历史视为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最终把现实矛盾消解在思维的同一性中。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时期批判黑格尔将国家视为形式上的存在，将现实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理解为内在想象的活动，强调需要对这一逻辑进行翻转，“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因此，哲学真正关注的应该是现实领域。在巴黎时期，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从抽象原理出发的研究，指出这种研究和真实的工人生活产生矛盾。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面对这种不断出现的新变化，理性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一再失效，这迫使马克思不断向更深层的物质基础追溯，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最终，马克思将目光聚焦于工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通过对物质生产实践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将现代社会呈现为由工业体系与世界市场驱动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从这种观点看，马克思就以其对一种历史科学的孜孜追求而成为现代性为解决其理智矛盾所作的尝试的首席代表人物。”场域转换使哲学真正扎根于现代性的物质根基，唯有进入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发现工业社会的重重矛盾。
马克思所经历的时代，正是工业生产力爆发式增长的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物质财富的飞速增长有赖工业的发展，现实生活及其矛盾也主要聚焦工业，于是马克思强调“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具体揭示出工人的工作与居住环境，指出疾病“蔓延得最广的是在贫民窟”、“在封闭的室内工作的工业工人”身体普遍衰弱，而工人根本无力承担昂贵的药品。工厂作为工业社会的缩影进入马克思的视线，正是从中衍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永远无法改善工人状况”的观点。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工人被简化为劳动力，资本不断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压缩必要劳动来实现剩余价值的榨取。无论经济形势好坏，现代工业社会都不能使工人生活幸福，即经济繁荣时工人变成剩余劳动力，加入失业大军；经济萧条时工人更是直面生存危机。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更清晰地将异化与现代工业社会联系起来”。当哲学的场域从理念世界转入工业社会的物质矛盾中，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面对这些矛盾，哲学究竟应当“做什么”？这就将论题从场域问题推向了目标问题。
（二）目标转换：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理性形而上学致力于从思维的角度把握时代，追寻事物“是什么”的终极定义。黑格尔认为，“哲学面临着这样一项使命，即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这种趋向封闭的完成性思维既致力于解释世界，也止步于解释，最终在哲学上认证了现实的合理性。
马克思对解释世界的哲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当哲学仅仅满足于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时，其实际上将世界视为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然而，“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如果哲学止步于理解世界，其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旁观态度，即默认人们对现代性的种种困境无能为力。在这一反思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即实践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论断说明以往一切哲学都把自己定位为对现实的解释。马克思则认为现实不仅仅是被认识的客体，也是通过实践不断改造生成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一目标转换不仅重新定义了哲学的社会功能，更催生了一种直面现实矛盾与变革的新哲学。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从追问“是什么”转向了探究“如何做”。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只有符合现实生活需要的理论才具备生命力。因此，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关于事物的抽象界定，而是“现代性如何历史地生成”以及“如何通过实践实现现代性的超越”。马克思的逻辑进路是分析商品堆积、资本运行、阶级对立等如何扎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科学指引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践走向真正的解放。当然，“改变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的宣言，其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实践行动，这要求哲学必须回答：谁能承担这项实践行动？
（三）主体转换：从“抽象主体”到“现实的个人”
主体转换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谁来承担变革的实践？理性形而上学以“绝对精神”或“先验主体”为核心，遵循一条向内探求的路径理解主体，“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的原则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是内在性”。根据这一理解，人被视为面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主体，既没有变革的需求，也没有变革的能力。费尔巴哈虽然用“感性的人”取代了抽象的精神，但其所理解的人依然是孤立的、静观的自然存在物，缺乏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维度。马克思必须找到一种既具有现实物质基础，又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之中，且拥有变革能力的主体，这就是“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对主体的把握呈现为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首先，马克思将主体定位到“现实的个人”，指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里的“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感性存在物，“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这构成了对超验主体的直接批判。“现实的个人”必然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由此，马克思将主体置于能动的历史轨道之中。其次，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层面深化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基于这一社会性维度，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揭示了主体所面临的现代性悖论：一方面，个体深陷于普遍的异化困境，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乃至与他人关系都成为异己的、支配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异化处境赋予了无产阶级批判现存秩序的立场与视角，使其成为具备现实变革能力的实践主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由此，马克思完成了主体概念的哲学重构：主体不再是观照世界的理性意识，而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 “三重逻辑转换”是贯通哲学革命与现代性批判的关键环节。可见，马克思不仅对哲学思维范式进行了结构性变革，更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从分析对象、价值立场到行动路径的完整框架，从而精准切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领域，并转化为具有实践性的现实回应。
四、基于逻辑转换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实践超越
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完成的“三重逻辑转换”，不仅变革了理解现代性的思维范式，更开创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践路径。这是哲学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突破：打破了西方传统现代性思想在理性框架内自我循环的迷局，走向了基于实践哲学的现代性阐释新范式。这一新范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其不满足于在观念层面诊断现代性的病症，而是将批判直接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实践方案。具体而言，场域转换在“资本批判”中获得了分析武器，揭示理性神话背后的物质根基；目标转换在“社会革命”中找到了实践形态，将变革从观念推向制度；主体转换在“人的解放”中确立了价值归宿，将现代性的命运交还给现实的人。三重回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条从批判到超越、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道路。
（一）以“资本批判”解构理性神话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实践超越，首先体现为以资本批判揭穿理性神话的实质。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被塑造为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斯密由此推论，对个人财富较有益的消费方式，对国民财富亦较有益。其深层逻辑在于相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足以保证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然而，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的结论都是由于把私有制当作前提，因此掩盖了工人被剥削的事实。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无论社会财富如何变化，工人阶级都无法真正摆脱贫困的命运。启蒙运动所高扬的理性精神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也逐渐异化为一种支配性逻辑，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丰富关系简化为可计算、可交换的商品关系，成为所谓的理性“铁笼”。同时，理性哲学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自然化、永恒化，实质上为资本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辩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正是要撕开这层辩护，暴露理性神话所遮蔽的存在剥削的现实。
马克思对理性神话的解构，是通过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机制来实现的。商品形式“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揭示物的关系是对人的关系的遮蔽。在深入考察中，马克思发现生产实践中分裂的现实：现实的主体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的同时，必然生产出相应的社会关系，“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关系反过来成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主体。因此，现代性的根本矛盾并不是观念冲突，而是扎根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结构性对立。马克思进一步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种劳动力商品化与剩余价值占有的内在机制，决定了批判的矛头必须指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此种意义上看，“马克思是带领我们走出交换和流通过程产生的现象世界的更好的向导”。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更在于开辟了一条超越理性神话的新路径。国民经济学家将私有制视为默认前提，仅对资本现象进行表面描述；马克思则通过对现实实践的历史考察，揭示了资本运作的内在规律，从而指明了变革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使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首先是资本主义本身。”这意味着，现代性的一切理性表述都必须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历史中加以检视，超越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不在于修补理性体系，而在于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实践来瓦解资本的统治。资本批判由此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新范式的第一块基石，其将现代性问题从观念领域拉入物质实践领域，为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分析基础。
（二）以“社会革命”超越政治理性
如果说资本批判揭示了现代性困境的根源，那么社会革命则指明了超越这一困境的实践形态。对于现代性中市民社会与国家分裂的矛盾，黑格尔给出的方案是以国家统摄市民社会来完成理论调和，将国家视为理性的最高实现形式，认为个体只有参与国家这一伦理实体才能真正实现其自由本质。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深刻批判了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的说辞。政治解放虽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却并未触及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权支配下的实质不平等。国家在法理上宣布每个人都是平等主权者的同时，市民社会却通过经济权力将人分为资本家与无产者。这种分裂使政治理性陷入自我矛盾：其所承诺的普遍自由，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领域中被系统地悬置。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因此，真正的解放不在于完善政治理性，而在于瓦解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是简单掌握现存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建立“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消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本身。社会革命由此超越了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将变革从制度的表层推向生产关系的根基。
社会革命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其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探索打开了多元路径。马克思始终将革命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实践与社会矛盾中加以把握，“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在考察19世纪欧洲革命形势时，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英国、法国、德国在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与发展阶段上的重大差异，“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因此，需要采取差异化的革命策略与阶段性目标。马克思对东方社会也进行了差异分析，认识到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因此，走现代化道路需要先冲破殖民和封建的枷锁。这种始终立足具体历史条件的分析方法，打破了理性一元论预设的单一现代化模式，表明现代化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各个社会可以在自身历史条件与实践中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革命由此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新范式的第二块基石，其将现代性的出路从理论调和推向制度变革，并为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三）以“人的解放”重释自由平等
资本批判揭示了“为何超越”，社会革命回答了“如何超越”，而人的解放则确立了“超越的归宿”——这是马克思现代性新范式的价值核心。康德曾提出“人是目的”的命题，启蒙运动将自由平等建构为超历史的自然权利。然而，在资本主义现实中，这一崇高理想沦为纯粹的形式。一方面，价值承诺体现出矛盾性：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在法权上获得人身自由与契约自由的同时，却因生产资料被剥夺而被迫出卖自身劳动力，“所以马克思的分析显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不符合它所标榜的理念”。另一方面，价值承诺具有独断论特质：西方国家宣称价值的普适性，实际上是将理性、进步、文明等概念抽象化而对内进行思想统治和对外进行价值渗透。黑格尔将世界历史描绘为“自由意识”的进步过程，这种价值理念将非西方社会置于落后的位置，掩盖了殖民掠夺的暴力本质。马克思对这一抽象化的自由平等的批判，为重新理解人的解放扫清了理论障碍。
马克思对自由平等的重新解释，集中体现为以“人的解放”这一历史实践命题取代抽象的权利宣言。“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马克思并未否定自由平等的价值，而是揭示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形式化困境，并在三个层面重构了解放的实质内涵。一是解放目标的重构：解放不是抽象的权利赋予，而是要消灭使人被奴役、被异化的一切社会条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目标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二是解放条件的实践把握：马克思通过对革命实践的客观形势与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形成了科学的实践方案。三是解放主体的深刻洞察：无产阶级的普遍解放力量内在地指向全人类的解放，其格局超越了单一国家或民族的范畴。人的解放由此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新范式的价值归宿，其将现代性的终极关怀从少数人的形式自由推向全人类的实质解放，为不同国家尤其是非西方社会探索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价值坐标。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哲学革命所完成的三重实践超越，构成了一个从“揭示根源”到“指明道路”再到“确立归宿”的完整理论体系。资本批判将现代性的分析从观念拉入物质实践，社会革命将现代性的出路从体制修补推向制度变革，人的解放将现代性的价值从形式权利提升为实质自由。三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开创了一种基于实践哲学的现代性阐释新范式。这一范式的根本意义在于：其不仅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最彻底的批判，更是对另一种现代性可能的开创性探索，即其证明了现代性不能仅仅在资本逻辑内部自我循环，而是必须通过实践走向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始终指向现实的实践，是一种面向历史、面向实践、面向人的解放的开放性方法论。其要求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在自身的历史条件下，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一理论精神的当代实践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继承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致力于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探索驾驭资本、使资本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新型路径；致力于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将“人的现代化”置于现代化事业的核心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