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民主建设成就的集中呈现和时代表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这就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的理论上的自洽性和思想上的契合性，必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一论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综合载体和实践形态。因此，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重要抓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成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为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好地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这就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指明了前进方向。抓住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这一关键，也就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内在精髓和时代要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群众史观在民主领域的展现

　　“民主”是一个古老又常新的名词。在人类民主发展史中，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民主历史悠久，形态多样。早在古希腊时期，“民主”一词就已出现于典籍之中，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运用于政治生活之中。古希腊时期，虽然民主是指人民统治或者人民掌权，但是其人民仅限于作为有产者的奴隶主，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作为无产者的奴隶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被排除在人民范围之外。所以，古希腊时期的民主就带有精英民主的基因，在奴隶社会作为人口中大多数的奴隶不仅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更被排除在民主主体之外。在古希腊的话语和实践中，只有作为奴隶主的人民才配享有民主，而奴隶连基本的人的尊严都无法拥有，更不可能参与政治生活，他们是民主的局外人。对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强调，“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而古希腊政体把作为人口中大多数的奴隶排除在民主主体之外，必然不会长治久安，其所谓的精英民主终将会走向灭亡。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悠久、持续、灿烂的文明，民主当然不会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缺席。中国古代最早的关于“民主”的记载来自《尚书·多方》，即“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这时的“民主”有为民做主之义。但是，这一时期对民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更好地维护当权者的统治层面上。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民主理念遭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压制与禁锢。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古希腊时期的民主理想连同在精英层面的民主实践被全部抛弃了，整个欧洲被笼罩在中世纪阴霾之中，民主成了奢侈品。同样，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民主只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润滑剂和装饰物。尽管《孟子·尽心下》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理念，唐太宗李世民常用出自《荀子·王制》中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告诫众人，但是封建社会下的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民主，所谓民主只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西方率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也带来了西方现代化及其民主形式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举起了文艺复兴的大旗，他们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去寻找自身民主的基因。精英民主始终是古希腊民主乃至西方民主的内在灵魂。资产阶级建国之基、立国之本就是自由，自由的首要前提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推崇自由却害怕民主。与之相反，民主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强调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害怕民主而唯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的秘密所在。资产阶级革命在实践中恰恰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箴言。法国大革命就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借助于“民主”的幌子，利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让他们参与到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中来，而一旦革命形势高涨，能够真正实现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便立刻举起反革命的屠刀，砍向真正想实现民主的人民。由此可见，建立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基础上的西方民主，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的工具，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资本家当家作主。其实现的只是资本家掌权、资本家统治的精英民主，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掌权、人民统治。

　　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这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的经济前提，能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掌握和拥有生产资料，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社会主义和民主相互关联，彼此成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成了历史的主宰和创造者。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由此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角，开始书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实现人民掌权的人类民主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广大人民群众构成了民主的主体。对此，列宁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民主。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和历史主体。

　　依托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成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使其成为世界发展的长期主导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甘于在民主政治层面失去民主这一道德与价值领域的制高点。为了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国家在引入民主制度的同时，又对民主应当实现人民掌权或人民统治的真谛进行阉割，将其异化为形式化的自由民主。换句话说，西方民主是建立在维护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其实质是以经济上不民主为前提的所谓政治民主。西方国家把民主限定在特定框架内，通过种种规则的设定和限制，将民主异化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使选举民主沦为“民主骗局”。对此，列宁看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可见，西方民主不管在形式上如何伪装，其本质上都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为前提，都是资本家的所谓精英民主，作为人口中的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则被异化阉割后的虚伪民主所欺骗，而从根本上被排除在民主主体之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追求民主、探索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孕育而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是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根本宗旨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映射，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集中呈现，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的实践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它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追求，真正达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的和解。

　　纵观人类民主发展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孕育而生，它摆脱了以往精英民主的窠臼，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完成了从精英民主到人民民主的根本转变。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这种独特民主观的显著特色和优势就是真正让人民民主从内涵到外延做到了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最新认识和最新表述，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实践路径和实现形式，是群众史观在民主领域的集中体现和现实映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就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指明了前进方向。因此，我们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理解、把握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价值追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融合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多样化的民主实践在全球各地蓬勃发展、不断创新。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各异，决定了民主形式多种多样、形态千差万别。建立在西方现代化基础之上的西式民主，依赖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长期占据的世界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霸主地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把西式民主鼓吹为普世价值，将其作为衡量其他国家民主成效的唯一标准。但是，每个国家的民主形态都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式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民主模式，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是行不通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选举民主并在概念上把选举民主简单等同于民主的全部，是为了从根本上掩盖资本逻辑的支配地位。在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西方选举民主就是为确保资本家根本经济利益而在政治上有所让渡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虽然民众获得了选举权，但是在选举过程中通过层层程序设定，普通民众或非资产阶级群体不可能获取选举的最终胜利，西方选举民主只是资本家在政治上欺骗民众的幌子，其根基仍然是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在选举式民主论中，选民不承担理性的负担，它已经被转给了他们的代表……人民是作为选民，亦即从选举权的角度，行使他们的权力。”由此可见，在西式民主背景下，人民通过选举获得的只是投票权，而程序的限定决定了选举的获胜者永远是资本家或其代言人群体，至于选举出来后的权力运行则完全受资本家所期待的资本逻辑支配。针对这种西式民主，亨廷顿指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这种西方选举民主是对真正民主的阉割，是资本逻辑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它把民主缩减为选举民主。西方选举民主作为维护人口中占少数的资本家利益而把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排除在民主主体之外的政治工具，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广泛运用到政治生活之中，成为资产阶级维护其特权统治的制度保障。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把民主纳入资产阶级统治之中，却丢掉了民主最本质的东西，他们把选举民主等同于民主，用所谓的普选权、一人一票作为衡量民主的根本标准，企图在政治上披上“民主”外衣来欺骗民众和粉饰自身，但是无法从本质上改变以维护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为核心的资本逻辑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对此，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西方选举民主“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西方妄图借助于选举民主来更好地维护其自身统治的意图暴露无遗。美国作为最为典型的采用西方选举民主的国家，也妄图用政治上的选举民主来掩盖民主的本质从而蒙骗美国民众。对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一书中就揭穿了美国所标榜的民主的本质。托克维尔指出：“我只想用这些话证明，普选权绝不会成为人们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的保证。”以普选权为内核的西方选举民主，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的精英民主，资本逻辑在其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熊彼特清醒地认识到：“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这就有力地说明，在西方选举民主中，虽然民众能够参与选举，但登台者永远都是资本家本人或其委托代言人。近年来的美国大选就是有力的证明。对于这种西方资产阶级想利用选举民主掩盖民主真相而欺骗民众之举，马克思曾进行过无情的揭露。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选制只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可见，西方选举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也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以西方现代化为依托的西方选举民主已暴露出自身无解的弊端，只要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存在，西方选举民主就只能背离民主的真正本质，成为维护资产阶级有效统治的政治幌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也超越了西方民主观，让民主真谛在中国得以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综合载体和实践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时代表征和实践呈现，是融合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民主发展提供了新选择和新方向。横看世界各民主国家，它们形成于不同时代，建立于不同国情之上，民主形态各异。世界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各自所拥有的独具特色的民主形态，而不能唯我独尊、千篇一律，用西方选举民主作为标尺来衡量其他一切民主形式。“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西方选举民主不是人类走向民主道路的标准答案，民主道路的选择不是单选题，而是多选题。一人一票、即用即弃的间歇性选举民主只是西方民主的一种形式，其日趋暴露出自身的弊病和无法摆脱的顽疾，绝不能把这种民主形态当作世界民主的唯一范式。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西方选举民主永远无法摆脱维护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这一前提，其只能借助于政治上让渡出来的部分权利，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形式而进行招摇撞骗，企图掩盖资本操控政治的本质。可见，西方选举民主是对民主本质的阉割与异化，其表面上体现为一人一票的人民普选权，实质上是一种把人民掌权、人民统治异化为资本家掌权、资本家统治的民主假象。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批判性吸收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合理内核，还通过全链条的协商民主机制有效克服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内在弊端，实现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得益彰、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西方选举民主虽然在选举时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但选举结束后其民主机制便长期闲置。“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可见，西方选举民主是一种即用即弃的一次性快餐式民主。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还包含全方位、全周期的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基层层面、公民层面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平台，确保了党和国家同普通民众之间的上通下达、下通上达，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多元渠道推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统筹完善协商民主体系，既要遵循不同协商渠道的各自规则，突出各自工作的实际和特点；又要着力健全协商民主机制，不断拓展协商平台和方式，加强各协商渠道的协同配合，不断提升整体效能。从民主发展进程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晚于西方民主，因此可以很好地汲取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超越西方民主的世界民主新形态，拥有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完整民主程序，“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从而真正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对西方民主的全面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是在批判性吸收西方民主观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实践所形成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包括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在内的完整的民主程序与民主制度，同时拥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和平台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提出并详细论证了“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这就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指明了前进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保证，是选举民主运行发展的重要组织机构。充分利用和不断发挥选举民主的内在优势，需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我国选举民主作用发挥和展现的专门组织机构，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证，更是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抓手和中流砥柱。不仅如此，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托于人民政协而形成发展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构成，能够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环节。在中国民主长期实践中，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相得益彰、互为补充、长期共存、协同发展，从而孕育产生了独具中国特色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两会”民主制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人大选举民主实现了民主与集中、合作与监督、合法与合理的统一，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政协协商民主能够真实、广泛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防范各政党之间相互攻伐、恶性竞争、党争纷沓的现象发生，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和资源。具有中国特色的“两会”式民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融合、相叠加、相统一的理论升华，是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集中展现，是中国式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民主新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

　　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实现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有机统一

　　长期的民主发展实践充分证明，民主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不存在衡量民主的唯一标准，西式民主尽管发展得比较早，但它不是民主的唯一模式，只要适合本国国情的、得到本国人民认可和赞许的民主就是行之有效的民主。中西民主的本质区别是：西式民主是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在政治领域的投射，而中国式民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政治领域的投射。民主的本意是人民掌权、人民统治、人民做主，因此民主不仅涉及政治上的权利，也涉及政治背后经济上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必定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相统一的民主。西式民主是“夹生”的“半吊子”民主，其在政治领域试图表现为民主，在经济领域却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即无产者——引者注）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当然，民主也不例外，也是资产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工具。西式民主是资本逻辑支配下同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所谓政治民主，其在经济领域就谈不上民主，而是体现为资产阶级专制。

　　要真正实现民主，达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统一，就需要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充分说明，要让人口中的大多数成为统治阶级，实现真正的民主，就需要破除资本逻辑的支配地位，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才能从经济层面为政治层面的民主权利提供根本保障，实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统一。像西式民主那样没有经济基础为保证的所谓政治民主，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只能是作为少数人的资本家的民主。正如马克思所言：“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民主权利当然也是由经济机构所制约和决定的。以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为根基的西式民主，其民主形式与民主本质相背离，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相排斥，体现为不折不扣的民主悖论，是打着“民主”招牌的反民主。对此，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西式民主的虚伪本质：“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庄严的保证、动听的诺言，喊几句自由平等的响亮口号的民主，而实际上这一切却……掩盖着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只要不触及西式民主赖以生存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的根本问题，西方国家再如何粉饰其民主，也难掩其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相背离的虚假民主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

　　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史中，初次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局部胜利的就是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唯有消灭作为少数人的资本家所依托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实现剥夺剥夺者，多数人才能依托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针对此，马克思强调：“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只有建立在消灭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人民掌权，才能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综合载体和实践形态，实现了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相统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形成、发展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始终锚定社会主义方向，造福于全体人民。这就从基本经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同时也实现了全体人民的经济民主。

　　我国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就决定了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我国确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从分配制度上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导向，把经济民主做到实处，真正实现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统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式民主必然体现为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统一。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在发展中实现经济民主，只有建立在经济民主之上的政治民主才能体现人民民主的真谛。离开了经济基础的民主，不管在政治上如何粉饰与鼓吹民主，都无法掩盖其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少数人独享的虚伪民主，必然无法实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有机统一。通过对比中西民主对经济发展做出的决策，就能够明确分辨出哪种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比如：中国高铁穿越我国西北人迹罕至的戈壁沙漠，将边疆与腹地紧密相连；中国电网跨越层峦叠嶂，只为让电通向边远山村的每户人家。这是西方国家无法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资本逻辑以营利为目的，为了某一地域、某一部分人而牺牲资本家的利益，这与资本逻辑的本性相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人也不能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样要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享有，一个人也不能少。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就是人人富裕、人人共享的民主新形态，真正实现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统一。

　　四、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实现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

　　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古今中外民主形态，我们发现以往任何一种民主形态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矛盾。从历时性来讲，精英民主长期主导民主政治的主流形态，人民群众长期被排除在民主主体之外。社会主义制度才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使人民群众成为民主主体。从共时性来看，建立在西方现代化基础上的西式民主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运行发展的，民主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的工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内在矛盾不可调和。在批判性吸收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认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创新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资本逻辑到人民逻辑、从资本至上到人民至上、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综合载体和实践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孕育而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运行。同古今中外民主观相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鲜明特色和内在优势就是实现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它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印证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实现了人与自身之间的充分和解，实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推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创造者同财富所有者相分离，财富创造越多，作为财富创造者的劳动者往往失去的也越多，而作为财富所有者的资本家却能不断完成财富积累。这种制度必然会导致人与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使物质财富的所有者失去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获得感。与此同时，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却被资本家无情占有，他们本应享受创造财富的喜悦，可现实却让他们陷入物质匮乏、生活窘迫的困境。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可见，马克思找到了解答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身矛盾的答案，就是消灭私有制，让劳动者翻身做主人，从而达到财富生产者和财富所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民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为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这就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向奔赴、融通并举、协调发展的前进方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有机统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既是财富生产者，也是财富所有者，物质生产和物质享有在人民身上达成了统一，人与自身在人民民主中实现了真正和解。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充分体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统一，真正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充分和解，实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而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建立在西方现代化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为前提的。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总是处于对立状态，尤其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逻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从而消解了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实现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从根本上消灭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人人都能参与政治活动，人人都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在这种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得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充分和解，离不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提供的根本经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都成为物质上的主人，让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而且渗透和涵盖于政治民主背后的经济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充分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和普惠性，只有屹立在中国式现代化根基之上的民主才能真正有效。这也从物质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与和谐，避免了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的综合载体和实践形态，实现了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充分和解，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西方现代化背景下，资本家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为牟取更高利润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资本增殖，从而导致人类过分掠夺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自然环境，引发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此，恩格斯发出由衷感慨：“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在由资本逻辑支配的西方现代化背景下，资本家的贪婪本性破坏了属于全体人民的生态环境，对人们渴望美丽环境的民主诉求置若罔闻。在资本家贪婪、毫无节制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过程中，资本的收益被资本家装入囊中，而不愿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却要同资本家一道面对生态环境的报复，被迫承受资本逻辑带来的恶果。所谓西式民主，完全就是资本逻辑在政治上的体现，其对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渴望美好生存环境的愿望置若罔闻，因为资本不关心民众所望，只关注自身增殖。而西式民主只是通过普选来选出所谓的领导人，但是民众对选出的领导人如何决策却无法加以制约，这导致作为人口中的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民主主体之外，西式民主所产生的任何决策都是为资本服务的。唯有消灭资本逻辑所依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可见，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铲除资本逻辑依附的温床，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指明前进道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生态文明是其标准配置与靓丽底色。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充分和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能使资本力量为我所用，同时又能成功地钳制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为资本带上枷锁，使其服务于人民群众、造福于人类社会，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让全体人民共享美丽中国建设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门强调了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实践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