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将其摆到科技创新战略源头的重要位置。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当前，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我国正处于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跨越的关键阶段。深刻把握基础研究的战略意义，积极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发展，以基础研究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深刻把握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和源头作用

　　一般而言，基础研究是人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处于创新体系的最底层、科研链条的起始端，具有奠基性、引领性作用。我国历来重视基础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明确提出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他强调：“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要建成“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的科技强国。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进一步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系列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为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基础研究已不再是科研布局中的某个环节，而是被摆到了科技创新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和现代化强国建设底座的战略位置。从横向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日益向基础前沿前移。纵向看，“十五五”时期是承前启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已不足10年。无论是破解“卡脖子”难题，还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都离不开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基础研究溢出效应强、应用边界宽，一项基础性突破往往能在多个产业领域同时引发连锁反应，其乘数效应远非单点技术突破可比。没有基础研究的持续突破，新质生产力就缺乏根本支撑，高质量发展也将失去源头活水。纵观世界科技强国，无不以强大的基础研究为支撑。我国一些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的根源，正在于基础研究积累不足。唯有在基础研究上持续取得突破、形成原创性和颠覆性成果，才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充足的源头供给。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0.7%，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提升至6.88%；同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6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与2020年相比，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超过70%。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我国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高水平国际期刊刊发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印证了长期稳定投入、尊重科学规律的关键意义。

　　今年3月，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集中展示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受关注高的有嫦娥六号样品首次揭示月背演化历史和巨型撞击效应、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现“亿度”运行、深渊海沟最深处发现繁盛的化能合成生物群落、基因编辑猪肝植入人体突破跨物种器官移植壁垒、全功能二维半导体/硅基混合架构异质集成闪存芯片破解后摩尔时代存储瓶颈，等等。可以说，每一项重大基础研究进展无不向下游激起创新连锁反应，印证了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战略地位。

　　在一些人看来，基础研究短时间内难以转化为生产力，“为什么不把钱用来扶贫”之类的疑问也时有出现。这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对基础研究规律的认识误区。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核磁共振成像，无一不是基础研究长期转化的产物。从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到无线通信技术，从量子力学到半导体芯片，科学发展史反复证明：基础研究的价值往往在数年乃至数十年后才充分显现，而它所释放的红利会惠及整个社会。对基础研究持续稳定投入，不仅不与改善民生相悖，反而是从根本上保障长远民生福祉的战略抉择。

　　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刻变化，科学研究被划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此区分科学研究服务的不同目标。基础研究旨在探索自然规律、增进人类知识，应用研究侧重于将科学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解决具体问题、满足市场需求。两者目标有别，但并非孤立存在——基础研究为应用研究提供知识储备和学理支撑，应用研究为基础研究提供实践路径和检验标准，二者共同构成科研活动不可或缺的两翼。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强调“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科学认识这两类研究的关系、推动良性互动指明了方向。

　　从历史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良性互动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规律。譬如，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研究酒类变质原因，既发现了微生物致病理论，又开发出巴氏消毒法，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的经典范例。美国贝尔实验室在20世纪先后取得晶体管、激光理论、信息论等基础性成果，几乎奠定了整个信息时代的技术底座。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与弗劳恩霍夫协会并行的“双元结构”，前者承担基础研究使命、后者专注应用研究，通过人员流动和项目合作形成有机闭环，支撑德国在精密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长期领跑。这些经验表明，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不是简单的行政要求或市场驱动，而是遵循科技发展自身规律、提升科研整体效能的内在需求。当前，我国科研体系中两类研究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体制性分割，打通连接通道，是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的重要着力点。

　　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对自然科学如此，对哲学社会科学亦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贯彻落实这一指示精神，要把两类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基础研究的底蕴支撑应用研究创新，以应用研究的活力促进基础研究深化。

　　具体来说，一是依托科研项目推动两类研究相结合。对基础研究持续稳定支持、久久为功，鼓励研究者将思想理论成果转化为应用对策。对应用研究强调现实导向、问题导向，鼓励研究者将实践经验提炼为基础理论问题。要设立联合攻关专项，鼓励跨学科协同攻关，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机制，让基础研究成果更顺畅地流向产业应用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推出的“基础研究中心项目”“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等举措，正是在项目设置上推动两类研究结合的有益探索。

　　二是依托科研评价体系推动两类研究相结合。深化改革，遵循两类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有利于产出高质量思想成果和政策建议的科研组织形式与评价体系，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高度一致。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成果评价机制，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优秀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要破除将两类研究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根据各自规律建立差异化评价标准，真正做到以质量为导向、以贡献论英雄。

　　三是依托智库推动两类研究相结合。智库要发挥应用研究优势，同步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深入研究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既能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又能总结实践经验，形成具有原创性、时代性、专业性的科研成果。强化基础研究机构与各类智库的交流合作，推动两类研究深度结合。目前，一些科研机构正在探索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贯通融合的新模式，推动学者既深耕基础理论，又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撑，为全国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夯实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大科学时代，要求既要大力发展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与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又要注重发展聚焦于人类社会的行为与结构的社会科学‌，使二者真正成为现代科学体系的核心支柱。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基础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同样是显著并带有根本性的。两类研究看似分工不同，实则相辅相成：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应用研究的检验反哺，基础研究也容易脱离实际、走向空转。基础研究是对时代问题的理论提炼，应用研究是对时代问题的实践应对。新时代，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打牢根基。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具有深刻的时代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其丰富性与复杂性远超现有理论框架的解释能力。以经济学为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结构转型并不完全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预测模型，恰恰说明立足中国实践进行基础理论再探索、再建构的紧迫性。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催生了新的思想理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孕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20世纪西方经济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呼唤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创新。只有夯实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才能为中国实践提供深层次的学理解释，从而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赢得更大的主动权和影响力。

　　然而，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原创性理论供给不足。部分学科长期跟随西方理论框架，习惯于“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问题”，缺乏立足本土实践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范式，陷入“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二是学科布局不尽合理。冷门“绝学”后继乏人，新兴交叉学科的建制化支撑不足，部分重要基础理论问题长期无人深耕，造成知识体系的结构性缺口。三是评价导向存在偏差。部分评价体系过度强调应用对策和短期效益，对需要长周期积累的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客观上压缩了基础研究的生存空间。四是国际对话能力不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高水平成果数量有限，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理论的能力仍需提升，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与我国经济体量和发展成就尚不相称。

　　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综合发力。一是强化问题意识，引导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提炼真问题、构建新概念，让理论生长于中华民族土壤之上。二是优化学科布局，加大对冷门“绝学”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建制化支持。三是改革评价机制，对基础理论研究实行长周期、代表作、同行评议为主的差异化评价，让“十年磨一剑”的研究者获得制度保障。四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加强用外语原创发表和参与国际学术议程设置的能力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人工智能尤其是大语言模型正在加速变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等新兴领域快速兴起，大模型在文献挖掘、政策仿真、跨文化比较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为此，既要主动拥抱新工具，也要警惕方法主义对问题意识的遮蔽，让人工智能成为深化基础研究的助力而非替代。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构建自主性、原创性兼具的中国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素材，超大规模市场治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中国模式、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鲜活实践，对既有西方理论框架构成深刻挑战，也带来了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原创性概念，创新各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道路、回应时代之问的学术成果，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解释中国”向“引领世界”迈进。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一个国家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否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直接影响其在国际文明对话中的地位。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学术建设的任务，更是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基础研究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最初提出‘四个现代化’到现在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从来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科技现代化的历史定位。“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等前沿科技攻关，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无一不说明基础研究对于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说，基础研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基石、创新源头和根本动力，对于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作用，能够从根本上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其一，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基础研究是破解“卡脖子”难题的根本之道。以芯片为例，长期以来我国芯片严重依赖国外、受制于人。我国学者研发的寒武纪科技，依托多年在深度学习算法和新型指令集上的基础研究积累，研发出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指令集是电脑硬件与软件之间相互“对话”的语言。寒武纪芯片采用的新型指令集更接近人类大脑的学习方式，可以模拟神经元和突触，识别图像的效率比传统芯片高出数百倍，让中国在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智能摄像等领域有了自主芯片。从更新的进展看，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的全功能二维半导体／硅基混合架构异质集成闪存芯片，破解了硅基存储微缩到物理极限后的工艺瓶颈，为后摩尔时代存储技术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这些案例清楚地说明，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唯有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卡脖子”困局。

　　其二，引领高质量发展。基础研究是产业竞争力的源代码，今天实验室里探索的基本原理，往往就是明天颠覆性产业的起点。宁德时代等企业在全球动力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源于我国科研团队多年在锂离子电化学机理、固态电解质材料等基础领域的深厚积累。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的国际领先，根植于我国在量子纠缠、量子密钥分发等基础物理问题上的长期探索。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深度融合，正加速重塑科学研究范式。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均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其中Alpha Fold将已知蛋白质结构从实验测定的约20万个扩展到约2亿个，全面改写了结构生物学的研究范式，标志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正在成为通向重大原创性发现的新利器。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仍受基础研究支撑不足制约。部分新兴产业在技术应用层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底层基础理论和核心材料仍依赖进口。应用层面的领先往往是暂时的，若底层基础研究长期缺位，领先优势终将难以为继。补齐基础研究短板，是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推进的内在要求。

　　其三，服务共同富裕与民生改善。无论是罕见病药物、高铁、智能手机，还是移动支付、无人驾驶，种种生活改善的背后都有基础研究的功劳。“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基础研究惠及民生的经典案例：历时13年的国际大科学工程看似纯粹的基础探索，却直接催生了基因检测、精准医疗等新兴产业。事实上，许多曾被视为无解的医学难题，正得益于基础研究的持续突破而逐步松动——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基因编辑猪肝植入人体突破跨物种器官移植壁垒”为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曙光，“炎性衰老机制解析与多维靶向干预”为老龄化社会的健康管理打开新窗口。基础研究为民生改善所蓄积的势能，远比通常意识到的更为深厚、潜力更大。

　　其四，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例，精准核算森林、土壤、海洋等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依赖生态学、地球化学等学科长达数十年的基础数据积累。光伏发电成本的大幅下降，背后是材料科学对钙钛矿等新型半导体材料的系统性基础突破。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界面调控新方法创制面向空天应用的高性能柔性叠层太阳能电池”代表了我国在新型光伏材料基础研究领域的最新突破。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采集的冰芯、气溶胶等基础数据，既填补了全球气候研究的空白，也为我国制定高原生态保护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基础研究既是认识自然的望远镜，也是保护自然的压舱石，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战略基础。

　　其五，强化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不仅是科技强国的内在支撑，更是赢得国际尊重、争取战略主动的重要依托。“中国天眼”FAST建成以来已发现脉冲星1100余颗，成果多次发表于《自然》《科学》等顶级期刊，标志着我国在射电天文领域从跟随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天文学界的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在自然指数排名中持续跃升，高质量基础研究产出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学术规则制定。可控核聚变“亿度”运行的突破，使我国在能源前沿领域跻身国际并跑乃至领跑梯队。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需要以强大的基础研究为底气，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创新之源、强国之基。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最终取决于其基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强化基础研究既是应对科技竞争的迫切需要，更是从根本上决定未来发展高度的战略选择。从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到引领高质量发展，从改善亿万民众生活福祉，到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基础研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个维度上都不可或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系列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调发展、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融通创新，不断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而持久的科技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